农民法律意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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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民法律意识是指农民对法律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的总称。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体现为农民学习、理解、掌握和遵守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强，广大农民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识愈来愈明确，整体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法制建设在农村中收到许多成效，但这与依法治国和当前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问题还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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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调查的主要说明

1.1 调查背景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

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与此同时，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以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

1.2 调查目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1985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普法活动，使农村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日渐式微，现代法律意识开始步入乡土社会。普法宣传以来，忠信镇村民对现代法律的了解有多少？具备如何的法律意识和素养呢？发生纠纷时，采取什么样的维权方式？为了解家乡人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状况，我于2014年寒假期间在家乡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进行了社会实践调查。调查当前忠信镇农民法律意识的一般情况及其特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性及其方法，最后就农民相对落后的法律意识与当前法律的冲突等提出一些建议。本次调查报告以忠信镇各村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分析该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以利于提出了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思路，为解决农村问题构建良好的法律环境。

1.3 调查过程

在当地镇、村干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对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上的常住人口进行了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维权方式的调查。方式主要是问卷的发放以及与村民们直接面对面的访谈，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同时，通过咨询忠信司法所、法庭、维稳中心，调阅相关案件资料，研究和探讨了目前农民在法律意识和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研以问卷方式对连平县忠信镇村民做调查，调查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发出并回收80份问卷，回收率是100％，其中男女比例比较平衡，大致平分，家庭背景各有代表。由此可见，此次的调查对象是比较全面的分配了男女比例和从不同家庭背景出发，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有农民、工人、村干部、其他人员。抽样发放了调查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回收率为100% ， 其中：农民40份，工人20份，村干部10份，其他人员5份；男性40人，女性40 人。（二）面谈方式。面对面访谈共访谈了10名人员， 访谈对象包括农民、工人、村干部等。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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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内容涉及教育、土地、养老保险、村民自治、法律意识、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等。

1.4 调查结果（详见附件一）

调查问卷分三组共10道问题，其中，组一调查法律认识，组二调查法律现象看法，组三调查维权方式。面谈调查主要围绕农民的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看法、维权方式三大主题进行对话。

综合调查结果，初步分析，忠信村民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村民法律认识方面，例如法律功用作用、法律约束人员范围等问题，大部分人的选择正确、认识到位。但是了解法律知识渠道较为单一，电视渠道偏重。

二是看待法律现象方面，面对亲友犯罪及遭遇法律问题，选择都比较明智，可见，村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三是维权方式选择方面，调解方式和法律途径在农村地区并存，诉讼方式并不是首选，调解方式才是村（居）民最佳选择方式，过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发生纠纷时，被别人告上法庭属于正常现象，由此可见法律意识正日渐增强。

第二章 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分析

2.1 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不断进步，农民的法律观念和知识已经有所改观，法律意识有所提高。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恰恰证明这一点。但是通过访谈调查时，却发现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就目前农民的法律知识来看，还不能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工作跟不上农民的需求，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当他们面对纠纷或法律问题，虽然想到应该求助法律，却不知道如何应用法律去处理事情。这种只知法律大概念却不知如何应用，往往导致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调解等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农村地区仍然有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放火是犯法，但是对无证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即便常见的普通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也经常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搞混。对法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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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陌生、容易混淆，更别说地方法规、条例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相对城市行政执法，也相对薄弱，这一因素也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五是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到第六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效果，与社会发展形势和城乡群众法律需求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2.2 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上述存在问题，笔者主要从主客两方面进行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一）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村（居）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

（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由于人们仍主要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传统的“无讼”、“和为贵”思想及家族意识等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遇到矛盾纠纷时，或忍气吞声，或依靠有威望的长者或村干部依乡规民约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诉诸于法的。另一方面，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少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人治”思想作祟，认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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