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殷墟发掘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确立

五

1931年11月7日—12月19日

董作宾

李伯英、王湘、马元材、张善、 刘耀、石璋如、梁思永、刘屿 霞、郭宝钧

小屯、后冈 六

1932年4月1日—5月31日 李济

石璋如、周学英、李光宇、刘 屿霞、吴金鼎、王湘、董作宾

小屯、高苔字、王裕口 霍家村、小庄

七

1932年10月19日—12月10日

董作宾

马元材、李光宇、石璋如

小屯 八

1933年10月20日—12月25日

郭宝钧

刘耀、石璋如、马元材、李景 聃、李光宇

四盘磨、小屯、后冈 九

1934年3月7日—5月31日 董作宾

冯进贤、祁延霈、尹焕章、刘耀、石璋如、李景聃

小屯、候家庄、后冈、南霸台

十

1934年10月3日—1月1日

石璋如

刘耀、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

侯家庄西北冈 十一

1935年3月15日—6月15日

石璋如

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尹焕章、胡厚宣、夏鼐

侯家庄西北冈 十二

1935年9月5日—12月16日

石璋如

石璋如、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尹焕章、胡厚宣、夏鼐

侯家庄西北冈 十三

1936年3月12日—6月24日 石璋如 郭宝钧

高去寻、祁延霈、尹焕章、李景聃、王湘 小屯 十四

1936年9月20日—12月31日 梁思永

王思睿、李永淦、魏鸿纯、石璋如、石伟、王建勋、高去寻、尹焕章、王湘

小屯、大司空村 十五

1937年3月16日—6月19日

石璋如

张光毅、李永淦、魏鸿纯、石伟、王建勋、潘壳、高去寻、尹焕章、王湘 小屯 注：此表是作者根据石璋如《殷墟甲骨文发掘简表》和杨锡璋《殷墟发掘大事年表1928-1987》整理制成

殷墟的发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发掘，但是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殷墟无疑被确认为这个学科传统的源头。中国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

Anderson, 1874-1960）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有李济第一次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调查等。在殷墟发掘之前，中国境内确有考古活动，但在学术史意义的追溯上，殷墟发掘始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石。首先是因为殷墟发掘是由政府资助，由国家学术权威机构组织的首例考古活动。殷墟发掘目的及工作倾向都是控制在建立“新史学”的宏旨之下。其次，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石器时代”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新概念，而殷墟所代表的殷商文明却耳熟能详。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起自三皇五帝的历史编年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么，自周口店和西阴村出现的石器和陶片在旧有的编年体系下如何解释一时无法得出定论，不免有“难稽”的感觉。而在殷墟，情形则有显着差异。殷墟一词最初出现于传统文献，在传统的史学编年中很容易定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和古史学家都宁愿使用传统史学色彩较重的“殷墟”一词指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遗存。[8]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 三、近代考古方法的不断传入和实际运用

现代考古学的出现，不是古物学的自然延伸，而是地质学、生物学的某些理论、方法渗透到古物学中的结果。从这两个学科借用过来的，并经考古学家不断修订使其愈益适用于研究考古遗存的层位学和类型学，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殷墟发掘，把工作重点设在小屯村，计划分三期三区进行。他们采取的是“普遍撒网，重点钓鱼”的办法。先后实施了“轮廓法”、“集中法”和“打探法”等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次共挖掘了40个坑，揭开280余平方米，获得陶、石、骨、蚌、龟、贝、玉、铜等器物总计近3000件。1929年，由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他在《安阳》中叙述到：“1929年春季由我首次负责在安阳的田野工作，第二次在小屯发掘。决定具体工作采取以下步骤：1、雇佣一个有才干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以使准确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的地形图；2、继续在遗址内许多地点以挖探沟的方法进行试掘，主要目的是清楚了解地表下地层情况，以便找到包含未触动过的甲骨的堆积情况；3、系统的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4、每个参加发掘的主要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可日记。”由此即可以看出，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开始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了。

“回顾二三十年代考古学，使我们欣喜地看见，从在中国考古学起步始，就以研究历史为目的，自安阳发掘起，便以重建古史作为学科的最终追求。同时通过发掘、整理及研究的实践，开始确立了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基础。而且，在田野工作中已掌握了适合遗存堆积特性的发掘技术。”[9]在殷墟发掘中，李济和他的同事们，综合各处的发掘情况，已经注意到小屯的地层堆积：第一层：殷商文化层；第二层：隋唐文化层；第三层：现代文化层。有了地层顺序，也就有了考古文化的发展史。地层既解决地质史，也解决历史。考古工作者离不开地层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不同与历史学的关键所在。李济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紧紧抓住地层学这一关键问题，开始对殷墟文化进行纵横剖析。李济认为，研究殷墟的器物，最好是在甲骨文中找出它的名称或用途，可惜甲骨文和考古发现中可以比较的资料有限，除去甲骨文以外，用铜器作为旁证考定陶器也是一项积极的措施，因为铜器的原型是陶器，在发展过程中才有分化现象，如果铜器中又找不到旁证，就最好考察陶器的用途，然后定名。这就是所说的“标型学”，即类型学。

殷玮璋在《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一文中也指出：“几代考古家在田野调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