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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张氏曾批评梁启超的“保育政策”，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孙氏站在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立场，希望写出一本具备完整的可操作性的普及读物，用来教导国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权：“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孙氏希望通过这部书，改变国人的观念，树立起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 ●什么是民国：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要树立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需要首先阐明何谓“民国”，孙中山在该书《序言》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纯粹之民国”：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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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因为现如今已有“中华民国”的名称，孙氏认为革命党的任务已然完成，继承革命志士的志愿，造就“纯粹之民国”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全体国民身上；实施的具体手段则是“选举代议士”的“议会政治”：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如何开启民智：先教会国民如何“自由集会”
让民众知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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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专制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要如何才能发达呢？孙氏认为，教会民众如何“自由集会”，是实现民权发达的第一步：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民权初步》中没有什么深奥的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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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是孙氏参考欧美各国“不下数十百种”有关民主集会议事的著作汇集而成的一本操作手册，内容则是各种不厌其烦的操作程序的详细描述。摘录其中一段，可窥一斑：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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