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访谈《幸福了吗》

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去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为什么提“敬畏”两个字，你得有敬有畏，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在心里，你想那样，然后你会尊敬那样的人。畏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底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底线》，中国无数的妖蛾子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就因为底线不断被降落，甚至说哪儿有底线呢？没有底线，因此谈何守住底线呢。这30多年，是一个底线逐渐下降，最后没有底线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确定底线，不断提高底线的过程。为什么提信仰，因为这两个字和“敬畏”两个字紧密相连。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工作，还会想这些事情吗？

白岩松：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我先得确定一点我不在干新闻，干新闻的话，就没办法把自己剥离出来。如果我不是干新闻，我相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也会写这本书，年龄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是10年后我会去想。但是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就是个体。我为什么在封面上会写：“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这个人，也是你。”这两年我在做评论节目，越来越多东西会反馈回来。我跟我的团队也在讲，评论背后是要有支撑的，这支撑是要有方向，你奔向哪儿，因此不做新闻的人可能就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团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人，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白岩松：掌握好分寸的推动，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理想的。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做新闻的，尤其做得不错的，或者还能做的，你能持续做的，你一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能拿捏一部分的能力。否则的话，过把瘾，你也就失去了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就为了拿捏分寸而拿捏分寸，那是生存。你又为了推动，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就在今天推一点点，明天机会好推多一点。艾丰跟我说，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好几代新闻人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挑战和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内心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新闻人角色，你现在跟你想象中还有多大的距离，还差哪些？

白岩松：1996年我写过一篇论文，登在广播学院的院报上，当时我写了两个对比，我说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但是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我现在会担心两点：一是现在最优秀的人才会愿意进新闻这个行当吗？我不乐观。我觉得现在有权的人可能更愿意把孩子往中石油、中石化送。那就说明新闻行业是往下走的；另一个是我们经常在谈论的传统压力，比如说环境、新闻自由的这种压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媒体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新的一个压力开始扭曲新闻——生存压力。我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是小成本的，甚至没成本的，有很多虚假新闻，包括整合等等，都来自于他已经不付出了，不在金钱上付出，不在投入上付出，不在智力上付出，那是生存压力。因为现在是中国最怪的一种状况，新闻既是党的又是市场的，我愿意乐观一点去看传统的压力。如果社会是进步的，那么那个压力慢慢

是会减少的，不管快还是慢。但是一点不妨碍生存的压力快速增长，它对新闻的扭曲会更严重。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全中国的新闻人守在可能不到5个网站前面找选题，然后整合，很少有独家的东西，它可能从这里寻找了一种源头，然后利用他的力量把它放大了。另一家在这儿看到了这个源头网络的放大，又把它拿走了，最后，源头可能是错的。别的媒体我不说，以前一个“东方之子”采访，要2天、4天，到外地出差专门为采访一个人，然后拍很多的画面，那个节目才8分钟，现在80分钟的节目都不会花这么长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都在出书，你在书里谈论的一些东西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你在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另类？

白岩松：很多人会换另一个词：非主流。我不能很矫情地说我是非主流，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拥有的某种话语权是主流的。但是我想起码这么多年，我有一种非主流心态吧，我觉得非主流心态比你适当地做过几件非主流的事情要重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在我的嘴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我中央电视台的，或者怎么怎么着，那就是一个播出单位，船很大。我现在尤其要去想的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那你别矫情了，你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没错，正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才会去写这本书，那是不是写你就全做到了？我觉得没有，但起码我在提醒我自己。现在从电视的层面上说，尤其从电视新闻角度来说新闻是这十几年的事，你很难说十几年前中国有电视新闻。那么这十几年就恰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是最直接成为上一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管是名利还是别的东西。但现在你会发现出现一种分野，屁股决定脑袋还是依然让脑袋决定脑袋，就不一样。因为既得利益者要么得了权，要么得了名，要么得了利，但是名和权都可能让人成为传统既得利益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在说，不能总是这代人革了上代人的命，但革命者没多久就变成既得利益者，再被新的一代人革你的命。你能不能延续这种非主流心态？在我的心里，起码一直有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一点在这十几年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随时可以离开，有时候反过来，你可能还在这儿做久了，挺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态去对抗那种主流氛围，同时还要在那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别人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对抗概念，回头去想很多事情，也许10年后再出一本书，会写很多这个领域里好玩的东西。如果没有上面的某种气息和变化的话，不会有17年前的“东方时空”和16年前的“焦点访谈”，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变动。我经常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再给我找到一家电视台，像被大家认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主持人，哪儿都没有。比如说，有崔永元、方宏进、阿丘、李咏、毕福剑、柴静??这样的，很奇怪最后是被大家认为铁板一块所谓主流的中央电视台里光怪陆离、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么其实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谓的体制内、主流内，也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直在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你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坚持？

白岩松：其实寻找具体的一个答案可能很难，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绑的结果。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从内蒙古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蒙族，我觉得对于我们那儿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方式吧。我觉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毕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想着我

一辈子一定要做这件事，所谓坚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坚持就容易一点。干新闻的一定要有两种收入，第一种收入是工资，是让你生存的东西；但第二种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谓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义者经常成为领导的麻烦，那么理想主义者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变成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不会变成投机分子，不排除。如果一个人真能坚持，天天挨棒子还能坚持，甚至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干嘛呀？不会吧。但是起码我现在还不是。

“第二种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这么一路坚持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第二种收入么？

白岩松：谁也不能否认为了第一种收入，可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换一个职业你就获得不了这个收入了？那第二种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种收入，现在起码不管多和少，你还在获得，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做电视的头10年的确在第二种收入方面获取得太多。这几年，可能这个分红会有所减弱，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了某种可能你会觉得积极一点的变化。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话，当你看到说，把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这个参与权写进党的报告的时候，你有时候都能分享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感恩心理吗？

白岩松：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感恩。换一个角度去想，总还有可选择的余地。另外，我为什么对传统的压力很少抱怨？我反问一句：如果规定动作可能是20%、30%，那70%的自选动作你做好了么？中国传媒如果能把70%的自选动作做好了，那么中国的传媒就不是这个局面。就像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机，绝对跟传统压力真的没关系的一些节目也做得很烂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了。我踢球是踢前锋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进球，越位是没道理的。但是不是因为有越位规则你就不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是不是有越位的规则，你就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后卫那边去了？不可能，你怎么去掌握好你永远贴着最后一个后卫但是你能够不去越位，而是始终反越位。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做“新闻1+1”，中国的电视评论节目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有时候你说不好，可能这个节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说得不到位，大家又觉得没意思，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呢？

白岩松：这是我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选题，有3个：一个是拆迁自焚事件，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原本说的北京交通拥堵。我上来否掉的就是第三个选题，但是心里说如果头两个做不了呢，我说头两个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个选题，因为第三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我说那第三个选题我们做一个糟糕的月饼吧，但是最后定下来的选题是做拆迁。这个过程就可以体现出你每天的一个上下的幅度其实是不小的。你在争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话，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选题方面都会面临的看似就是十几分钟的那么一个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风险，是不是会有一些担心？

白岩松：我常说“不冒风险是中国新闻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因为环境变了，现在互

联网提供的众声纷纭，那么你失语，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两年前让我创办“新闻1+1”的时候，我用的是“让我”，当然我一直是很想去办，有这样的提议。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前会由上面打电话要办这个栏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作为一个所谓主流媒体的你也不能失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双方的结合。那这个栏目怎么办？是不是变成一个命题作文？过去央视也有一个类似节目“央视论坛”，死了，因为后来做着做着就做成命题作文了，所谓先告诉你“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后去丰富“宜将剩勇追穷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闻1+1”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评论，那自然要冒风险。我做主持人时压力没那么大，上上下下说好的人多，因为你不去触碰别人的利益。现在你做了“新闻1+1”，今天你得罪了这个省的这个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做“新闻1+1”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开始一个得罪人的时代。但是你不做吗？我觉得这时候你面临的抉择就是涉及这个既得利益的抉择问题，我可以继续，甚至我身边比我权力大的人都劝我，说有风险别做。我说试试，起码到现在试了两年，每天都在面临问题，但比我想象的好。过去两年多，几乎所有的热门事件我们全碰了，拆迁、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袭警??很少有失语的。不是什么东西不能做，看你怎么做。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马上直播要开始了，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了，说这是咱们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进境外嘉宾。我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这句话我当时是顺口说出来的，但是后来我经常有意识地去说，做“新闻1+1”也是门开了你就让它越开越大，而不是关上，何况现在我要不去试一试，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静和张泉灵怎么办？等他们到时候再做这样的节目，会觉得司空见惯，不那么敏感了。我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在做，起码让决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点。从观众角度，也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我做了17年了，会努力去找一个分寸感。但你说彻底妥协，向哪方面妥协都很难，那你需要外界的评价，比如说观众看“新闻1+1”还凑合吧。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点，可是我也要去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啊，也让人觉得，再试试，还行，还没越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前进。那支撑你的东西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中国期刊网：《幸福了吗？》

【潮流分析】

白岩松的第二本书，畅销是毫无疑问的，有点儿疑问的，是“幸福了吗？”会不会像当年那句“痛并快乐着”一样成为大众热词或者新成语。当然，不管白岩松的这句提问会不会进入我们的词汇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于中国人幸福观的思考，已经指向了这个时代的内心，这也是一本名人书能超越明星范畴走入更多读者心中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自述】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

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白岩松

【声音】

@Yiwa_mu：白岩松的《幸福了吗？》说“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我怎么觉得我身边的年轻人都很朝气蓬勃呢？青春完全没有被压抑着，理想反而在到处荡漾。

@vinilla11：读着《幸福了吗》，一股温暖油然而生——语言风格很熟悉，像个老朋友；接着便是脊背发凉——那是一种久违的自省与反思。回想起年少时那最初的梦想，不禁唏嘘和汗颜，我的坚持在哪里？我的幸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