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1)教学辅导 - 郭沫若

郭沫若的诗剧和历史剧，田汉的《获虎之夜》等浪漫主义剧作，都被看作是话剧初创时期最重要的剧本创作的代表。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在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时，清楚地看到了剧本创作在话剧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自郭田等写出了他们底那样富有诗意的诗句美丽的戏剧，即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供人们当做小说诗歌一样捧在书房朗诵，而后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算是固定建立了\（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郭沫若的历史剧与他的诗歌和小说一样，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写的是古代题材，但目的却不是再现历史，只是为了借此抒发心中的情感，而作者一贯的\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的方法，给他的历史剧全都贴上了\翻案\的标签，并带动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貂蝉》，熊佛西的《兰芝与仲卿》，顾一樵的《荆轲》、《项羽》、《苏武》，杨荫深的《一阵狂风》、《磐石与蒲苇》以及伯彦的《宋江》等一大批\历史翻案剧\的出现。此后，\翻案剧\不仅成为了郭沫若历史剧的主体，而且一直是中国话剧的主要样式之一。

40年代最有代表的历史剧，是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以及《孔雀胆》、《南冠草》。历史剧的繁荣是当时国统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在40年代，郭沫若已成为一位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卓越史学家。皖南事变后，为了在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伸张正义，揭露反动派的罪行，郭沫若连续创作了6部历史剧。从1941年底开始，他先根

据自己早年的同名诗剧改编和扩写了《棠棣之花》，接着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前四部都以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又称\战国史剧\，后两部中的《孔雀胆》写元末统治者陷害忠良的故事，《南冠草》写明末17岁的爱国英雄夏完淳抗清的英勇事迹。

作于1942年1月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的一场关系到楚国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以三闾大夫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派\与以南后郑袖为代表的\绝齐亲秦派\，泾渭分明。全剧结构紧凑，冲突尖锐，气氛悲壮，风格豪放，语言优美，犹如一首规模宏大的抒情史诗，不仅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是40年代国统区最为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1942年5月在重庆公演，轰动山城。

剧中主人公屈原的形象，饱含着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感，是一个理想化的象征形象。在五幕剧中，通过屈原一天的生活，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一生?。屈原身居要职，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才智，显示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品格；同时，屈原又是楚国的著名诗人，作品不仅通过他写《橘颂》渲染了他\独立不倚，凛冽难犯\的诗人气质，而且还通过他具有代表性的《九歌》，说明了他在楚国上下深受喜爱和尊重的广泛性。郑袖陷害屈原，是作者的艺术创造。这个重要情节的设计，既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变化，也突出了郑袖的卑鄙品性和屈原的忠君思想。为了更好地表现屈原的精神和思想，作者安排了许多戏剧性的冲突与变化，制造出紧张的情节和浓烈的气氛，让屈原的情感得以充分地表达和倾吐。作品在平缓轻快的气氛中拉开大幕，但在郑袖的密谋下，当楚怀王与张仪、靳尚等人出现时，郑袖倒在了屈原怀中，顿时风云突变，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随后，作者安排了靳尚造谣惑众、老者为屈原招魂、宋玉变节求

荣、钓者揭露真相、屈原怒斥张仪、婵娟拒绝诱逼、靳尚毒害屈原等一系列戏剧冲突，步步相逼，环环相扣，终于导致了屈原情感的大爆发，以一曲《雷电颂》把全剧再次推向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中，屈原的形象得到了升华。最初，屈原对楚怀王虽有责难，但仍希望他能及早醒悟，最后，则已经绝望，甚至没有了悲哀，只有愤怒。但作者的目的不是要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而是要\借古讽今\。

40年代初，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这也正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因此，作者既没有以屈原自沉汩罗江为结局，也没有写屈原被流放汉北，而是写成屈原决心跟着救他脱险的卫兵\出走汉北\。这也是作者的一大创造，想以此表明：第一，屈原在这场不白之冤的磨难后，已经认清了最高统治者的真面目，没有以死尽忠，而是放弃了愚忠思想，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第二，虽然爱国力量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但斗争不会停止，只要与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斗争终会取得胜利。由于作品代表着广大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共同心声，公演后在文坛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以促进团结抗战和反对投降分裂为总主题，在精神上与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一脉相承，其主要特征，都在于借助某些形象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来表达和倾诉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因此，可以说，《屈原》是《女神》的再生，是他的\寄托小说\在舞台上的再现。

曾以一部《女神》开中国现代诗歌浪漫主义先河的郭沫若，50年代以后诗风大变，从一位旧时代的诅咒者变成了新时代的热情歌手，他的历史剧创作也从过去的\借古讽今\变为今天的\借古颂今\。郭沫若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自

己独特的看法，在历史剧中常常表现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新观点。他在50年代以后仅有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五幕剧，最初发表于《收获》1959年第2期）和《武则天》（四幕剧，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5月号），都是有意为曹操和武则天所作的\翻案文章\。因此，在这两部作品中，曹操和武则天都不同于传统舞台上的奸雄、淫妇形象，呈现出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崭新面貌。《蔡文姬》和《武则天》实际上是郭沫若以前创作风格和套路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过去为了批判，而今天为了歌颂。

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出现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是当时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历史剧繁荣局面的形成，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艺政策的调整，打破了无形中形成的题材限制，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二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文艺界对\干预生活\等文学潮流的批判，无形中又形成了新的禁区，使作家们在现实生活面前无所适从，不得不有意识地回避现实，转向历史。三是这时期的历史剧大多出自名家之手。老舍、田汉、曹禺、郭沫若等原来多从事现实题材创作，1949年以后，由于对\新生活\的陌生，在创作上出现了停滞或平庸的普遍现象，而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机会，因此，他们的作品也格外引人注目。四是在旧戏领域里，\清宫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旧戏整理和旧戏改革运动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给予了传统戏曲重新表现的机会，传统戏曲中存在着的民间意识、民间趣味和知识分子情怀，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包容性。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等的《胆剑篇》等。这类作品是当时\时代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颂歌潮流中的一个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