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市场中国乡村社区发展道路研究

投入及保障水平、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农业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投入产出率的大幅度提高，需要提高农业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改变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现状，实现农业规模化与农民生产组织化[15]。宫希魁认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需要重视3方面的问题：（1）技术基础转型。农业需要传统耕作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并重，通过对农业的改造与武装，增加农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改善农产品品质。（2）产业结构转型。农业的产业结构需要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多样需求。（3）产业组织转型。农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完成，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形成规模效益。[16]

2.乡村的现代化改造

农业的弱质性表现为易受自然与市场风险的影响，而国家长期偏重工业及城市的发展策略，更导致乡村社区发展困难的加剧。市场推进所激发的乡村发展活力，主要表现为大量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以及工业与城市的扩张。

（1）工业化

乡村社区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开始有大量的乡村劳动力流向二、三产业。沈越认为，中国目前已具备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的基本条件，应遵循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并重的发展道路，实现乡村社区的转型[17]。许经勇也认为，乡村社区的发展应从外部寻找途径，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恰当途径[18]。由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农业人口太多、农民就业不足，问题的根源是工业化道路的偏差及城乡二元体制[19]。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造成农业劳动的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这样，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无法实现，所以吴敬琏认为，应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20]。这种观点多是基于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化的经验得出。工业化进程的最大益处在于将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解决

了乡村社区劳动效率低、劳动力浪费等问题。

（2）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空间集聚与重新分布的过程。张立勇认为，乡村社区发展取决于农民的减少与否，城市化能够克服乡镇企业发展的弱点，即通过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能够吸纳更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21]胡鞍钢指出，从经济学上来说，乡村社区要摆脱发展困境，需要“四个比重”的持续下降：农业部门产值占GDP比重，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22]。程名望等也赞同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工业化，从而解决乡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而且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从原来被动地依靠农村推力，转变为到主动依靠城镇拉力。[23]然而，传统的城镇化道路给乡村社区发展带来的问题如下：第一，城镇与乡村争夺发展资源，导致乡村社区资源流失与匮乏。第二，现有的城乡分治的状况，造成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处于劣势，无法充分享有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而且地方政府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垄断也给农民进城居住带来困难。[24]然而，城市化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策略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因为如果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就必须放弃农村土地。由于在大中城市获得城市户口的门槛很高，小城镇户口吸引力不大，许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也不愿切断与乡村的联系，这就导致即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他们仍然保持着与土地及乡村社区紧密的联系。[25]因此，政府应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来克服乡村发展的困境[26]。然而，也有学者并不赞成通过大规模城市化解决乡村社区发展中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温铁军就主张，在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采取劳动密集型就业，并破除城乡隔离，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而且可以通过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维持小农村社经济。[27]实际上，政府在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借助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应统一城乡税制，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就业

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等，为乡村社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超越市场：政府的积极干预

乡村社区发展在于产业、劳动力及发展环境的转型，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环境。面对市场的效率以及市场的侵蚀，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任由市场发展。正如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衰败的一般进程，市场化会造成大量人口流向城市，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遵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如今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扩大。[28]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村庄大国，如果任由市场深入侵蚀乡村，很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震荡。另外，现有的人口流动理论大多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而且轻视内部流动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制度的作用。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制度的影响，特别是户口体制以及服务与工作机会格局的相互交错。因此，如果缺乏恰当的制度设计，就会像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在经济快速转型过程中起到缓冲市场冲击的作用，但它的消极影响及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公平还明确体现于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等方面。二是意识到市场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乡村社区的保护。由于农业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且改革前工业化优先的发展策略也造成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普遍不足。出于对乡村社区的产业、人口的弱势地位的考虑，国家应该逐步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改进乡村社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应对市场化挑战的能力。同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防止农户在市场化过程中利益受到过度侵害。

1.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增长依靠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及农民非农就业的增加。黄宗智和彭玉生指出，乡村社区的出路既不在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于回归到原来的计划经济，而是使用市场机制和激发农民通过市场而牟利的积极性。[29]

乡村社区通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鼓励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30]。国家政策也应转向放弃工业化初期追求农产品产量和过度抽取农业剩余资本的目标，将政策的支持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来[31]。乡村社区的发展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国家给予农户支持，同时加强农村社会事业，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32]。可见，国家对于农业、农村及农民的保护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

2.制度调整

乡村社区的发展还面临制度性约束，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税费制度、涉农领域的行政垄断，这些阻碍了农民的流动、农业的转型[33]。顾益康和邵峰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城市偏好以及财政的工业偏好，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怪圈。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即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推进城乡互动、城乡交融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新体制。[34]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农民社会地位低，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城乡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35]。胡鞍钢也指出，目前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限制性政策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相待政策转变，从偏向城市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22]。因此，制度设置的变迁意味着国家对待乡村态度的转变，这也成为引导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外部机制。

3.乡村社区的保护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乡村社区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对乡村的积极投入。李成贵认为，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造成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而且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条件下，中国农民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无法对国家政策形成有效压力[36]。国家应该增加对乡村社区的投入：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增加财政补贴。[37]从财政收入、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