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Gujarat)-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古吉拉特（Gujarat）－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一再重现的冲突困境

都市研究与规划－麻省理工学院

作业一：11.948 授课教师：Diane Davis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2003年秋季课程 作者：Shahid Sadruddin Nanavati

（草稿－请勿引述）

背景说明

古吉拉特位于巴基斯坦（Pakistani）边境南方，为印度西南海岸之一省，人口约五千万（印度人口普查，2001）。其中约88%人口为印度教徒，9%为回教徒（古吉拉特人口普查局，1991），虽然地区人口统计数据与全国的统计数字相近，但古吉拉特居民却经历了与人口不成比例的内部宗教暴力冲突。

1947年，理当成为世俗国家的印度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并分裂出一个新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领土分裂迫使数百万人民因印度教、回教分治而从家乡迁徙，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回教徒仍留居印度。印度与巴基斯坦间之紧张关系及显见的威胁，影响着印度教徒与回教徒间之互动，尤其是边界的克什米尔（Kashmir）、旁遮普（Punjab）与古吉拉特省。

1969年，领土分裂后第一个较大的地区冲突发生于古吉拉特省，造成2,500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2年9月25日），而该地区冲突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1980年代后期，估计约有1,000起地区性零星冲突的发生，并造成约1,300人死亡（Desai，〈导致分裂之因」，2002年3月3日）。

“世界印度教徒会议”1（Vishva Hindu Parishad；VHP）－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组织，在阿逾陀（Ayodhya）北部城市重建罗摩神庙（Ram temple），而成为地区冲突之导火线，此冲突并扩及整个印度，特别是古吉拉特地区。巴布里（Babri）清真寺为十六世纪回教徒征服印度时所建，该寺正好位于许多印度教徒认定其神圣的罗摩神（Ram）出生地的印度教神庙旧址上（此说多所争议）。冲突爆发于1992年，印度教激进团体将清真寺摧毁，报载造成全国2,000名回教徒死亡（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间线：阿逾陀〉，2002年2月27日）。2002年初，VHP宣称将于2002年3月15日在阿逾陀开始建庙，数百名志愿者开始包围庙址，恐吓并驱离回教徒，随后还掠夺回教徒的家园与商店（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间线：阿逾陀〉，2002年2月27日）。 当下困境

2002年2月27日，一列从阿逾陀到古吉拉特的火车，满载着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自愿者，途中不断与各车站的回教徒有所冲突。当火车抵达以回教徒为主要人口的小区高德拉（Godhra）时，印度教徒仍对回教徒刁难与做出凶暴的手势。当印度教徒的乘客拒绝对回教徒小贩支付服务费时，双方开始互相投掷石块，冲突逐渐升高，回教暴民还对火车投出火球加以攻击，造成58名印度教徒死亡，死者多为妇女与孩童（人权观察，〈我们未授权去救援〉，2002年4月）。在古吉拉特事件之后，印度教徒小区的反应强烈，迅速造成数以百计的回教徒死亡，以及更多的内地回教徒移居（人权观察，2002年4月）。国内与国际的人权组织开始对国家与政府在面对地区冲突时的怠惰

1

世界印度教徒会议于1964年成立，以建立印度教国家为最终目的，并致力于全世界弘扬印度教法，主要有三项目标：1.增强并团结印度社会；2.保护并宣扬印度生活、伦理与精神价值；3.维系并组织所有印度教的海外教徒，尽可能维持印度特性。

展开严苛的调查。新德里（New Deli）的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NHRC）在对古吉拉特发生的悲剧所提报告指出：“古吉拉特惨剧发生于2002年2月27日，而暴力冲突竟持续数周之久，国家在保护古吉拉特人民在宪法上的权利彻底失败。”（国家人权委员会，《古吉拉特的最后命令》，2002年5月31日）。 行动者、组织与议题

联合家庭（Sangh Parivar）：“联合家庭”是代表有权力的印度教国家主义组织家庭的集体总称。在联合家庭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Rashtriya Swyamsevak Sangh，RSS）、“世界印度教徒会议”（Vishwa Hindu Parishad，VHP）、Bajrang Dal（VHP的年轻组织）、“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这些组织是因其“印度教性”（Hinduness；Hindutva）所结合的，此意识型态强调印度教文明对印度文化的重要性，与印度应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在一个大多数人口是印度教徒的国家，联合家庭要求印度教徒应牢记与尊敬他们的文化与历史。而反对党阵营与人权团体则声称，印度教主义导致印度教徒与少数团体间的暴力冲突。联合家庭身在阿逾陀神庙冲突事件的最前线，认为神庙的建筑是印度教徒的骄傲，并有其必要性。由于长期执政的国会反对党普遍被认为是腐败贪污的，联合家庭的崛起被视为国家主义在政治与意识型态的结合（Haniffa Aziz，2003）。藉由忽视印度世袭制度为其意识型态的一部份，它摒弃了长久以来分裂印度教徒的议题（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2003年11月9日）。当所有印度教徒的社会经济阶级统合后，也造成其它少数宗教的信徒处于特别弱势的地位。

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Rashtriya Swyamsevak Sangh，RSS－国家的服务性社团）：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是印度最重要的社会服务组织，全国约有30万个分会（Tamminen，印度教复兴主义，2003年11月3日）。作为最大之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为联合家庭组织提供财务与选举方面的赞助服务。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在1925年成立，主要的宗旨为成立印度教徒国家，并认为当初的独立运动并未建立起印度教文化的国家。

世界印度教徒会议（Vishwa Hindu Parishad，VHP）：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印度教徒组织，其寻求全世界印度教徒的团结，以保护印度教文化免于外界的影响与威胁。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成立于1964年，与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合作密切。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主要宗旨在于团结与强化印度教徒的社会，并藉由“国家主流”的人权保护，驱离外部怀有敌意的力量，最后会变得“所向无敌”（世界印度教徒会议，《议程与宗旨》，2003年11月3日）。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是印度教徒国家的强烈支持者，反对今日世俗的印度国。当邻近国家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时，世界印度教徒会议声称印度教徒是被压迫的国家，为外国侵略者所包围，特别是威胁到印度教文明的回教徒。世界印度教徒会议以引起宗教紧张和暴力知名，1992年其支持者成功地领导摧毁在阿逾陀的巴布里清真寺（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间线：阿逾陀危机〉，2002年2月27日）。

在古吉拉特的一万八千个村落中，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拥有五千个办公室（世界印度教徒会议，2003年11月3日）。根据报导，许多参与“二月－三月大屠杀”激进份子领导人，主要来自世界印度教徒会议与Bajrang Dal（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一个年轻分支）的活跃分子。警方的《首要信息报告」（FIR，First Information Reports）谴责世界印度教徒会议在古吉拉特事件后，领导反抗回教徒在阿穆达巴进行的冲突活动。（英国

国家广播新闻，〈印度教激进教徒」，2002年3月6日）。在古吉拉特火车爆炸案之后，世界

印度教徒会议隔天展开“罢工”（bandh）以抗议攻击事件。在这段期间，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成员散发小册子，呼吁印度教徒在社会与经济上对回教徒进行杯葛，以逼迫古吉拉特的回教徒迁离（〈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全国报导〉，2002年4月10日）。在古吉拉特的组织领导人也承认，于二月廿八日早上收集选举人注册名单，以提供滋事者有关回教徒的家庭与商业的详细资料（〈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全国报导〉，2002年4月10日）。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干部以使用三叉刺刀的武器知名，许多目击者指出，在致命的暴动中，这也是他们所使用最显著的武器之一（〈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全国报导〉，2002年4月10日）。世界印度教徒会议会长Ashok Singhal认为“高德拉之后的事件”，在提升全国印度教徒意识，以及“清空”回教徒地区方面，是个“成功的经验”（印度快报，2002年9月3日）。这类声明显示其领导群明确的反回教徒政策。 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印度人民党）：印度人民党代表联合家庭的政治羽翼，其政策跟随着联合家庭的印度教主义意识型态。目前，印度人民党领导一个控制印度国会的国家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的联合政府。1998年，印度人民党结束国会党的单一控制，并得到政府的控制权。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与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成员，共同替印度人民党建立一个必须依赖投票结果的庞大游说网络与投票基础，而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与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权力亦由此而来。身为国家民主联盟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印度人民党必须限制印度教主义的议题，此举偶有造成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挫折感。然而，在古吉拉特的印度人民党却能藉由安插更多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与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成员，或赞同联合家庭理想的人，得以与印度教主义关系更加密切。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行政首长Narendra Modi，他在二月暴动之后成为一个重要角色。Modi宣称已尽力控制暴力活动，其对于古吉拉特事件余波的处理方式，却受世界印度教徒会议的赞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印度教徒鹰派〉，2002年3月6日）。Narendra Modi藉由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与联合家庭的合作，开启他的个人事业。在1980年代中期，印度教复兴运动组织领导派遣Modi在古吉拉特加入印度人民党。当印度人民党在1990年后期逐渐形成势力时，Modi也在古吉拉特政府获得重要职务。身为古吉拉特省的行政首长，Modi在二－三月暴动的处理方式，引发许多国内与国际的批评。他与印度人民党对于古吉拉特罢工事件的支持，提供世界印度教徒会议有全国性活动的完全自由，允许印度教暴徒大量地动员集结（人权观察，〈我们未授权去救援〉，2002年4月）。Modi辩护已采取所有阻止暴力的必要行动，而印度教徒对抗回教徒的强烈反应只是在“古吉拉特人民在激怒下，所表现出不可思议地节制”反应（人权观察，〈我们未授权去救援〉，2002年4月）。依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所言，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国家政府，在二－三月暴动中未对公民提供保护。在受到国内与国际上对古吉拉特事件的批评后，印度人民党已经采取强制的行动去防止大规模的突发性暴动。身为政府的执政党，他们有权力分配必要的资源，以消除在各宗教小区间潜在的火花。 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与印度全国人口统计资料相似，在古吉拉特省的印度教徒为多数人口，回教徒占仅总人口的10%不到。在联合家庭所主导的政府中也占少数，回教徒社团在政府中缺乏真正的代表性。虽然回教徒并非完全无罪，但他们也遭到多数者的欺压。在古吉拉特事件之后几周，回教徒遭受印度教徒对其家园、事业、信仰场所的有系统性的攻击。根据非官方统计，至少有2,000人死于暴动后

的余波，大多数为当地的回教徒，而超过十万人以上的回教徒居住于非政府组织的难民营中（Kamal Mitra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的证词，2002年6月10日）。目前，伐窦达拉（Vadodara）城中，回教徒与印度教徒以悬挂旗帜来区隔邻里领地，以防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并且明确地建立小区的安全区（印度快报，2002年10月2日）。许多从阿穆达巴外围地区来的回教徒，在二月下旬发生残酷的屠杀事件之后，都十分害怕回到原来居住的家。而接二连三的社区暴力冲突，已经造成回教徒小区贫民化的情况，他们弃置原先与印度教徒比居的财产，与其它回教徒大量群居以确保安全（人权观察，〈我们未授权去救援〉，2002年4月）。

安置与规模

从安置来看，Ashutosh Varshney（〈远东经济评论－香港：2002年3月21日〉，165卷11项，26页）认为，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发生暴动有两个原因：潜在的与近期发生的原因。潜在的原因部分与对历史的了解相关。从192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这些相信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并主张回教徒基本上对印度并不忠诚。有些人也相信，从第八世纪至第十八世纪所谓的回教时期的历史，是印度教徒的蒙羞时期，当时回教统治者粗暴地攻击印度教文化的栋梁，尤其是宗教的信仰中心。有些印度教徒也认为，回教徒天性好战，而以优势强权的方式是改变他们行为的唯一方法。这种论点的代表性典型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的意识型态，许多统治着古吉拉特的人也持此等论点。

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复杂的关系，也恶化印度的回教小区所需面对的多重困难。世界印度教徒会议与其它联合家庭的组织，多半描绘回教徒对抗印度教徒的暴力来自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活动，因此印度教徒暴力抵抗回教徒是针对社群紧张的自然反应。这种反巴基斯坦的雄辩，有效地造成印度教徒视回教徒为恐怖份子或颠覆分子的恐惧。印度教徒小区与回教徒小区互相恐惧对方，并造成对立状态之两极化。 从规模来看，这些小区主义者的论点之一为“两国论”，即大型的回教徒政治组织组成一个独立于印度的国家，可在同样的宗教信仰中加以认同（Brandon Lindsey，〈古吉拉特省，印度：2003集体大屠杀的预兆幽灵〉）。这是从巴基斯坦分裂主义运动者开始，并成为企图朝向基本教义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当印度与巴基斯坦分裂时，却发现到区域间的差异性极大，例如：从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在极端紧张与恐惧状态下，到另一个极端（远离边境的情况），但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的关系鲜少变化 Ashutosh Varshney提到最近出现的两个重要的事实（〈远东经济评论-香港：2002年3月21日〉，165卷11章，28页）：(1)个体的回教徒不会造成威胁；(2)回教徒经济服务的贡献。就如其它地区一样，地区的经济生活依赖的是固定且必须履行的责任。他们对印度的贡献，不只是在经济上，连在文学、科学、专业与教育生活上均十分卓著。 目前，问题在于这些关系要如何加以构想？首要的背景因素，是原先回教徒对于印度的侵略，当时许多印度教徒自愿或非自愿地改变信仰而信奉回教，与印度的大部分领土长期为回教徒统治者军队所统治有关。无论如何，回教徒如外来者般在印度国土中生活，就像是从前的英国人一样，因语言与文化而与印度教徒分离。事实上，回教徒的统治者从印度教徒的手中也学到并得到许多。

2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URF；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