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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考申论热点话题：贫富差距问题

一、理性解决贫富差别问题

根据“两会”前媒体调查，注重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别，排列在群众注重的十大焦点问题之首。“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此也多有表述。虽然社会公平与贫富差别问题往往被人并列起来讨论，但严格地说，社会公平问题不等于贫富差别问题，贫富差别问题仅仅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能够说，严重的贫富不均必然是社会有失公平的一种体现，但是一般水准上的贫富差别的存有并不必然反映社会公平的丧失。

社会公平意味着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资源分配上的最终公平。所以，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分配上的公平。撇开机会公平、过程公平而求分配公平，不过是过去“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回头；撇开分配公平而只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可能导致弱肉强食，这样的社会不但不能算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基本的和谐，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共生互存。

当前，社会成员普遍注重社会公平与贫富差别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并不但是贫富差别的存有，而在于贫富差别的形成过程。 毫无疑问，贫富差别的存有使人产生了普遍的心理感受。富可敌国与贫无温饱之间的差别，会唤起人们复杂的感受，同情、愤怒、怨恨等等心理可能藉此而生，但假如这种差别的形成建立在机会和过程都不失公平的基础上，较少有人所以心理失衡。

对于社会改革家来说，公平的机会和过程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可能一定水准上激发其采取分配政策调整的愿望，但这种社会控制也将是相当缓和的。但是，如果贫富差别的形成被很多人认为并非来自于机会公平、过程公平，那么它所引起的负面心理将是巨大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产生，如果政治结构对这种状况不能作出主动

的改变，这种对立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疏离、隔膜，最严重的是萌生大规模社会冲突。

任何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可能消灭贫富差别，而是控制差别的范围；不可能消灭公平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使这种结果不至于无限扩大。社会公平与贫富差别高度相关，但贫富差别也并非在社会完全实现公平的情况下就不存有。不过，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要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力求消灭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机会和过程不公平比结果不公平更能动摇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更能降低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支持。

一度为人所注重的“仇富”心理，说到底，并非社会上基于贫富差别而产生了一般性的对富裕者的敌视，而是表现为人们对财富来源是否合法、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否正当的高度怀疑，人们并不仇视那些依靠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们。在“仇富”心理的形成之中，富裕阶层的社会表现，也有着一定的作用，一个具有同情心、行事端正的富人不会引来什么仇视，而为富不仁、穷奢极欲以及飞扬跋扈的做法，必然引起社会的反感。

讨论“注重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别”的问题，需要一个将二者适度分离的理性态度，而不是把社会公平的实现与贫富差别的缩小直接联系起来，以贫富差别的缩小视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并没有完成“富起来”的过程，中国正在出现富裕者，某种水准上可能形成了富裕阶层，但鼓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将是长期的策略。

所以，注重社会公平问题，重在建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发展空间，严厉打击借改革之名非法获取财富的行为。而缩小贫富差别，不应是实行新一轮的剥夺与瓜分，而是重在提升二次分配水平，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同时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形成，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权利要求的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上有“均贫富”的文化冲动，现实中必须避免把它当成一种政治选择，必须从现代政治智慧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别的新路。

二、正视与控制贫富差别

贫富差别过大的现实。近2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别增长了20.7倍和16.5倍，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脑体倒挂”的格局均被打破，不过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别的持续扩大也日益严重。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当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66.4%，最低的20%的家庭，只拥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差别的指标。一般来说，低于0.3属于收入过度均等，高于0.4属于差别过大，超过0.45则属于极度不平等，极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 收入差别的扩大，既有分配方式的市场化和改革发展的时空差所带来的影响（如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失业率上升等），也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中非市场化的不平等、不合理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往往是出现畸形高收入的主要原因。例如，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通过高定价或不合理收费取得暴利；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寻租”，搞权钱交易，获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些人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大发横财，等等。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富现象，加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三、理性地审视贫富差别

过大的贫富差别，当前已引起一部分民众的“仇富”心理，这种极端化的社会情绪，往往使人们在评判贫富差别问题时有失偏颇。其

实，在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形成之前，贫富差别的存有是一种社会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从理论上说，平等可分为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两类。从结果的平等来说，存有着“效率与平等替换”规律；至于机会上的平等，则大体是同效率相互促动的。贫富差别的扩大能够说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一定水准的贫富差别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 当然，如果贫富差别过大而出现两极分化，在道义上，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上，容易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蔓延，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经济上，财富的过度集中也可能妨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经济均衡而高效地成长。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贫富差别，但必须把这种差别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保证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是由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一些垄断部门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等。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并以此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缩小过大的贫富差别绝不是重蹈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缩小贫富差别而搞体制复归，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杀富济贫”，不能把合法致富的富人拉入穷人的行列，反而应该继续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造饭碗”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四、控制贫富差别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