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祈雨考述

古代官方祈雨考述

2013-08-29 10:58:42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 郭宏珍

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官方祈雨尤其是王室的雩祀与王朝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祈雨的本质是原始信仰，通过宏伟的祭坛、丰盛的祭品、壮观的舞乐、殷切的祈祷以及肃穆的氛围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祭祀天帝及相关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此而言，不管是百姓的祭祀行为，还是官吏的祈祷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宏大典礼；也不管是成汤祈祷于桑林，还是周代的女巫帅舞，或是董仲舒繁杂和系统的祭仪，其文化内涵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原型；由民众的祭到官吏的祈再到统治者的礼，其基本要素和理念都是互通的，具有共同的溯源和发展过程。

一、古代官方祈雨的不同形式

关于古代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它反映了殷王室祈雨活动：“帝及今四月命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命雨。”［1］ “甲子卜，其求雨于东方。”［2］此后，祈雨始终与农业社会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充实，发展为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根据旱灾发生的地点、规模和祈雨组织与参与者的身份，古代官方的祈雨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并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神灵祈祀。

第一，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古代的郡县官吏每年要及时上报郡况县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状况，在可能发生旱灾而耽误农物耕种和成长的情况下，要按照指令和规定祈雨。《礼记·月令》：“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汉代“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3］。一般而言，地方郡县祈雨是因时而宜相机进行的，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郡县大旱引起了中央注意，则由皇帝下诏举行。后汉孝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3］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久旱不雨，下诏令“诸旱处广加祈请”［4］。宋宁宗“以旱命诸路州县祷雨”［5］。 郡县祈雨的对象通常是属境内名山、大渎以及风伯、雨师等自然神灵及社庙、先贤祠庙、佛寺道观等。山林川泽是雨水的涵源地，社稷先人可以为祈雨提供神力。“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6］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天旱无雨，下诏各州郡在辖界内洒扫祭祀大小神明。北周于翼任安州总管期间曾派员祀祭白兆山祈雨。宋代射洪令张士逊“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又“祷欧阳太守庙”［5］。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年），张养浩赴任陕西行台中丞，其时关中大旱，他“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及到官，复祷于社坛。”［7］

以农为本，为百谷祈甘雨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常常与其政绩、考核密切联系，“祷雨辄应”、“祷雨即沛”、“竭诚祷雨”等评述可能会写入其任职履历，所以他们都会竭力而为，甚至会因为意外或获病而死亡。唐代咸通年间，江阳县大旱，县令“以身祷雨赴水死。”［8］宋孝宗年间，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忧勤致疾而死。”［5］清光绪八年（1882年），扬州知府何金寿“祷

雨中暍，病卒。”［9］清嘉庆年间方履篯为令闽中，“会旱，祷雨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9］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贻笑史册的极端事例。北魏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天旱到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10］；南安王元桢入邺城，“祈雨于群神”而未获，怒而鞭打石虎之偶像以泄愤。北齐文宣帝因“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11］洪武二年（1369年）松陵天旱，“太守陈府公初下车，首诣瞿昙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昙象。”［12］

郡县祈雨的主要内容是祈祷，同时，由于祈雨也动员全郡县百姓参与，即所谓的家人“祠户”、“祠灶”、“祠中溜”、“祠门”、“祠井”，因此也包含了祭祀等民俗文化意义；另外，即使是官吏的祈祷，也不排除部分祭仪的存在，如社祭、四方祭、门祭、市祭、山泉祭、桥道祭和报祭等［3］。可以说，郡县祈雨的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

第二，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祈雨是其职责之一。按照礼制规定，西周有司祈雨的对象是山川等自然神灵和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贤，如相传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为后土之神的句龙及土谷之神社稷等。汉代太常履行祈雨职责，唐代以后由礼部司管，祈祀对象也主要是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和社稷宗庙等祖先神灵；有时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对象还扩展到天、地等大神，《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 有司之外，常见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汉代设“开三府请雨使者”参与相关祈雨事宜，还令“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3］；汉武帝“令百官求雨”。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祷雨”；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宋太宗、神宗命群臣、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等。汉代以后，由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之后儒、释、道的逐渐合流，有司祈雨对象还延伸到佛、道等宗教神，后晋皇帝曾命令朝臣、宰臣到寺观祷雨。

第三，皇帝亲自祈雨。在京城发生旱灾，或者地方发生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皇帝一般会亲自为庶民祷获澍雨，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祈雨的对象、地点历朝历代甚至于每个皇帝不尽相同。

首先，名山大川是皇帝祈雨的主要对象。西周宣帝祈雨仲山，北魏孝文帝祈雨于武州山。皇帝远行祈雨成本很高，于是皇帝任命近臣、内侍、中使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祈雨。汉昭帝派人祈雨嵩高、首阳山；后赵石勒委派太子和佛教徒佛图澄到临漳西滏口祈雨；唐太宗曾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唐玄宗派人祈雨骊山；后晋少帝派人到嵩山投龙祈雨；宋仁宗“遣内臣入蜀祈雨”［13］；金世宗遣使祷雨静宁山等。

其次，宗庙、社稷、郊坛是最常见的祈雨对象和地点。唐中宗派人祈雨于干陵。金代祈雨多在社稷、太庙。明代皇帝春祈雨、冬祈雪于郊坛及山川坛、社稷坛。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竭力认同中原文化，对农耕地区的祈雨活动也非常重视，清初沿袭明代惯例，祈祀社稷坛、天神坛等。

再次，自汉代开始，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渐渗透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领域，皇帝本人虽然并非教徒，但在灾害频发时，往往会把宗教功利化，企求宗教神灵的助佑。每逢天旱，皇帝常常前往京师附近的寺观庙宇祈雨。后汉隐帝“幸道宫、佛寺祷雨”；后唐庄宗经常到龙门广化寺、玄元庙祈雨、祈雪；宋代皇帝祈雨的寺观较多，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明庆寺、建隆观、会灵观、醴泉观、祥源观等等；清代皇帝多在觉生寺祈雨。与此相关，皇帝还派遣僧、道、术士作坛祈雨。前秦苻坚曾派西域僧人僧涉咒龙请雨，“时天大旱，

坚命师祈雨，呪龙钵中，其雨沛然。”［14］后赵石勒曾命僧人佛图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龙降于祈所，其日澍雨。”［15］唐玄宗命术士罗公逺以及梵僧不空、僧一行祈雨；后唐庄宗信任佛僧诚惠，“京师大旱，庄宗亲自拜迎至京城”，但因其祈雨无验，众大臣“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16］元世祖、英宗多次让“西僧”祷雨。

最后，祈雨群神祠及龙潭、龙祠等。这是古老原始信仰的遗存，并因加入了民间信仰的因素而不断丰富。唐明皇每逢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17］；唐德宗祈雨兴庆宫龙堂，并派人祈祷于群神；后晋高祖派太子祈雨白龙潭；明代祈雨祗告天神、地祇、太岁，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18］。龙潭信仰在清代皇帝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京师天旱，首先祈雨黑龙潭，次祈天神坛，再祈社稷坛。乾隆十五年（1750）亢旱持续，乾隆皇帝一月内两次求雨黑龙潭。皇帝有时还会独处求雨，包含了某些巫术因素。后汉孝顺帝“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3］，其它事例如元仁宗“露香默祷”、清圣祖斋居祈雨等。

以上诸种官方祈雨形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有时是同时进行的，如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天旱，皇帝亲幸寺观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致斋三日，然后分祷各处，“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5］官方的祈雨活动，反映了统治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多神信仰的本质，并内化为文化传统而一以贯之，伴随封建王朝活动的始终，其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喻祈于仪，并包含了大量巫术要素。

二、作为国家祀礼的雩祀

雩祀是国家的礼仪之一，由王室或者皇帝垄断履行，借助于盛大礼仪展示，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官方祈雨。殷商甲骨卜辞同样记载了商王室的雩祀活动：“贞雩方，其有贝。贞雩方，无贝。”［19］周代雩祀参与的机构众多，如主管农田水利的稻人要向百姓收取雩祀所需财用，掌管群巫政令的司巫要率领女巫参加舞雩等。

雩祀记载频繁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春秋》书雩二十余次。汉代以后，史籍对于雩祀的记载相对减少。西汉初期，“承秦灭学，正雩礼废”［20］，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第一次举行大雩礼。此后，雩祀一直是王室生活中的大事，被列为国家大祀活动之一，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唐代以后，雩祀成为祭天大祀，形式愈加完善复杂，集中表现为程序更加缜密、设高坛雩雨以敬天帝、雩雨与祭帝祖结合等，以示先帝之神验［21］。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雩祀及官方祈雨活动与前代稍有不同，由于都城先在开封，后在江南临安，所以祈雨的时间不仅限于农历四、五月，而可提前到二月；更重要的是，除了天旱因素外，宋代皇帝祈雨也与天象灾异有关，此外，“大量地域神祗在宋代受到封赐、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两大体系不断对话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通过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体现在官府信仰体系这个层面上。”［22］ 一般认为，雩祀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孟夏四月举行的常规雩祀，为例行之祭；另一种是因天旱不定时举行的“大雩”。对此，笔者认为，古代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条件的。

首先，学者认为，史籍中之所以很少记载雩祀，是因为“常雩不书”的缘故。

杨伯峻认为：“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祓之雩，此不时之雩。”［23］其实，清代以前史籍中只有“雩”和“大雩”，并没有“常雩”。乾隆七年（1742年），清朝统治者在制定雩祀典礼时才设“常雩”。清代常雩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皇帝组织有司举行的祈雨活动，可以由有司或者大臣代行，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9］，五十九年（1794年）“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9］清代“以'常雩'为代表的农事祭祀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祭典之一，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标志。??常雩的设立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即偶发性的'祈雨'演变成一惯性的'常零'的过程，也就是从”民则祀之“逐步演变以'圣王之祀”的过程，即皇帝最终垄断了祈祷雨泽的祭神权。“［24］ 其次，雩祀是在春旱发生或者一连几个月的天旱持续到春播时才举行的，即”诸雩旱不雨“［25］中之上，这就为雩祀提出了一个前提，即旱灾。旱灾形成过程中举行的雩祀才叫作雩，否则只是一般的祈雨活动，晋代戴邈说：“天旱日浅则灾微，旱日久则灾甚。微则祷小神社稷之属，甚乃大雩帝耳。”［20］这说明雩祀是灾害发生时的宜时举措，而不是年年例行礼仪。

再次，即使旱灾形成，也不是立即就举行雩祀，而是根据旱灾的地点和严重程度，依次举行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动，然后因时依势，根据旱情及预后决定雩祀与否。那么，雩祀就不是惯行的仪式了，因为在非极端气候条件下，每年的降水总是保持平衡的，会适时降雨，而不必举行“雩”与“大雩”。而且，汉代以后，雩祀基本遵循“三请不雨，始行大雩”的原则。

雩祀由王室或皇帝主持，由有司负责组织，是一种盛大的仪式活动，其特征是喻祈于礼，祀礼的物件是至高神上帝，“大雩之祭以上帝为尊。”［26］ “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礼也。”［27］但是，历代对于“上帝”也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商、周代雩祀“上帝”有两种见解：一是“五方上帝”说。认为甲骨卜辞中“贞雩方”是祭祀方帝，主要是南方帝赤帝，这种见解在汉代就存在了。汉代之后，儒士对周代，尤其是晚周的雩祀多有考述，许慎《说文解字·雩》曰：“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朱熹注先秦文献时也说：“作乐以祭田祖而祈雨。”［28］田祖即神农，又称为炎帝、赤帝。

二是祖先神灵说，这主要是近现代学者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商人没有自然神上帝，只有祖先神上帝或者帝，“上帝只是至高之帝，即商人的祖先”，商人的上帝“具使风令雨的神能，并主宰着人间的年成或者灾熯。”［29］按此逻辑，商人雩祭祖先神灵，这似乎也可以找到相关证据，如“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30］社方与田祖并列，即祖先与赤帝合而祭之；另外如《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致禽以祀祊。”对于“祊（bēng）”，郑玄注解为：“当为方，声之误也”，即古代“方”通“祊”，那么，“贞雩方”中的“方”也可解为“祊”。“祊”在古代指宗庙之门，也指庙门内设祭之处，以此推理，殷商祈雨是在宗庙内向先祖“上帝”祈祷。

汉至唐代以前，雩祀多祈祀“五方上帝”，唐代之后雩祀昊天上帝。“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31］ “五帝”即太微宫五精帝，古代认为是五行精气之神，太微宫“阳曜阴藏”［32］，符合雩祀理念。南朝齐明帝时，有司建议“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6］。隋代“雩五方上帝”［20］。从唐代开始，雩祀昊天上帝逐渐成为惯例，但是，有时还存在争议。唐开元年间，王仲丘认为雩祀应该是五方帝与昊天上帝兼而祭之，宋代有人建议“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