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现马克斯?韦伯见解精辟的论文《论城市》和罗伯特?E?帕克有纪念意义的论文《城市:关于在城市环境中探求人的行为的建议》中的观点非常接近城市生活系统理论。但是这些精辟的论述远不能形成我们可以借鉴的整齐、连贯的理论构架。 以少数几个鲜明的城市特征为前提，我就能借助综合社会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更好地检验其结果或其它特征。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出城市生活理论的基本命题。大量现存可用的研究材料可支撑某些这类命题。同时，可将其它的命题看作拥有一定数量的假定证据的假设，尚需更充分、准确的验证。这样，在系统了解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至少了解目前拥有什么，将来研究的关键，以及富有成效的假设是什么。

城市社会学家发现大量不同种类的个体相对持久、紧密的居住区呈现出典型的社会行为和组织形式。这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同样可以推断，都市生活具有自己最独特的、极端的形式，其衡量标准（是否与现存条件适合）是现存的。因此，社区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个体种类越多，与都市生活相关的特征就越突出。然而，应认识到，社会机构和实践的接受和延续的理由可能并不是那些最初使其存在的理由。同理，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城市生活方式仍有可能延续下去。

这样就有理由遴选出构成城市定义的主要条件。这个定义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同时应尽量具有丰富的外延，却没有不必要的假定。我们说，大量人口是构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自然，这意味着与有限的地区或居住区高密度的人口相关的大量人口。然而，也有充分的理由将大量人口和人口密度理解成单独的因素，因为每一个都可能与其它社会结果有着重要关系。与此相似，我们可能会质疑，是否有必要在人口因素之外将差异作为衡量都市生活必要、明确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差异的幅度随人口数增加而增加。可能的辩解是，城市显示了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人口差异，而大量人口这一原则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一点，正常的分布曲线也不能充分描绘这一点。城市人口不是自我繁衍，它必须吸收来自其它城市、农村和国家(在美国直到最近都是如此)的移民。因此城市历史上是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熔炉，是有利于培育新的生物和文化混合体的温床。它不仅容忍而且鼓励个体差异，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凝聚在一起，因为是差异使他们彼此有用，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同类或思维相似。

在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系列涉及下述几点关系的社会学命题:(a)人口数，(b)居民密度，(c)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差异。 人口集合体的规模

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问世以来，人们一致的看法是:某地人口的增加超过限度将危及居民与城市特征的关系。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大量的人口意味着个体差异的变化幅度更大。其次，参与互动的个体人数越多，个体间可能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与乡村地区的居民相比，个人特性、职业、文化生活和城市社区成员的理念可能在差距更大的两极间浮动。

依理类推，这些变化形成个体空间上的隔离。原因是肤色、种族遗传、经济和社会地位、品味和嗜好等方面的不同。城市集合体成员的来源和背景各不相同，血缘纽带、邻里关系、世代生活受同一民俗传统影响等形成的情感荡然无存，或变得非常淡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和正式的控制机制代替了民俗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纽带。

如果居民人数超过数百，个体间彼此认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马克斯?韦伯意识到这一事实的社会意义。他解释到，从社会学角度看，居民人数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个体间缺乏熟悉了解，而这通常在邻里居民间存在。人数的增加涉及社会关系的特征的改变。格奥尔格?西梅尔指出：小城镇的人几乎都彼此认识，每个人之间有着确定的关系。[如果]城市里不停地与外部接触的人的数量等同于小城镇内部交往的人数，那么城市居民彼此完全隔绝，陷入不可思议的精神状况。 在无法实现人际交往完全个性化的条件下，处于互动状态中的人数的增加使人际关系分化成不同部分。研究城市精神生活的学生借此解释都市人的“精神分裂”性格。这并不是说城市居民认识的熟人比乡村居民少，因为也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况。事实是，相对于日常生活中见到并与之交往的人数，他们认识的人所占比例很少，他们对这些认识的人缺乏广泛深入的了解。

彼此接触的都市人都是典型的高度分化的角色。自然，与乡村人相比，为满足生活需要他们得依靠更多的人，但是他们却更少地依靠某些特定的人，他们对他人的依赖局限于所有活动被高度分化的方面。其基本意思是，次要(而不是主要)接触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征。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

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因此，可将都市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不坦诚、冷漠和腻烦，理解为提高抵制他人的要求和期待这种能力的手段。

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常加给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老于世故、刻板机械。我们的熟人习惯与我们保持实用关系，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一方面个体摆脱了亲密群体对个人和情感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失去了传统有机体社会中人自发的自我表达、自信和参与意识。这根本上导致社会反常状态或虚无状态。在试图对技术社会各种形式的反常现象进行解释时，杜克海姆提到这种现象。

城市中人际关系的被分割特征和功利本质在体制上表现为专业化任务的增生——其最发达的形式就是各种职业。金钱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掠夺关系。如果不是专业规范和职业礼仪的制约，社会秩序就无法有效运转。要追求有用性和效率，就要付出代价。因此，社团策略有利于组织企业，个体只能以群体身份参与其活动。在城市―工业世界中，企业比个体企业家和合伙人占有更多优势。这不仅得益于将成千上万的个体资源中心化的可能性或有限的责任和永久继承这类合法权利，而且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企业没有灵魂。

亚当?斯密指出，只有以扩大了的市场为基础才能将个体专门化(尤其在不同的职业中)。这反过来强化了劳动分工。城市中心只能部分地支撑这个扩大了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从城市自身容纳的大量劳动力可以发现这一点。城市生活引起并推动劳动分工。由此我们意识到城市相对于周围腹地的支配地位。高度的相互依赖、城市生活不稳定的平衡与劳动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密切相关。每个城市最占优势的功能的专门化趋势增加了相互依赖和不稳定的程度。

在拥有更多个体的共同体内，人们彼此不了解，无法聚集在一个地方，因此有必要通过媒体的间接作用相互交流，通过代表团程序来表达个体利益。尤其是在城市里，利益通过代表制生效。个体无足轻重，可是代表的意见受到的尊重基本上与所代表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对都市生活的描绘(以大量人口为基础)没有穷尽以群体的规模和成员的典型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学推论，但是简洁地讲所做的判断也许有助于例证进一步得出的观点。

人口密度

正如以人口为基础的分析那样，立足有限空间的人口密度，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产生了某些相关结果。这里只涉及其中的某些问题。

达尔文在谈论植物和动物、杜克海姆在分析人类社会时指出， 地理范围稳定不变，人数增加(即人口密度的增加)会产生差异和专门化，因为只有这样该地区才能承受增加的人数。因此在将人及其活动多样化、提高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人口密度增强了人数的作用。

如西梅尔所说，在主观方面，无数个体紧密的身体接触必然使媒体发生转变，这样我们就能适应都市环境，尤其是适应我们的同伴。我们能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可是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却很疏远。在都市世界中视觉认知意义重大。我们注意到标志职员身份的制服，却忽略了制服下隐藏的个体追求个性的古怪行为。我们努力发掘并培养自己对艺术世界的敏感。可是我们在不断进步的同时离自然世界越来越远。

我们感受到光彩与琐碎、财富与贫困、智慧与无知、秩序与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

人口密度，土地价值，租金，实用，有益健康，声望，审美关注，以及噪音、烟雾、尘土这类危害的消失，使城市里不同地区成为适合不同阶层的人居住的地方。地方和工作性质，收入，种族和民族特征，社会地位，习俗，习惯，品味，嗜好和成见等重要因素使我们对人口进行分类并将他们安置到具有不同程度的鲜明特征的居住区。因此，尽管居住在同一个紧凑的居住区，不同个体却彼此隔离。他们彼此相互敌视，在需要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越大，隔离程度就越严重。与此相似，地位和需求相同的人居住在同一地区。这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或有意识地选择)或外在环境所至。城市的不同地具有不同的专门功能。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恰似一幅浮华世态的镶嵌画。不同个性和生活方式重叠交织，形成相对主义视角和对差异的容忍意识。这被视为理性的先决条件，导致生活的世俗化。

彼此缺乏情感纽带的个体紧密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一种竞争、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