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母体中的启蒙 -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时代致力于弥合前此的第一次轴心突破时代带来的个别贤哲的最高思想与大多数人之间的鸿沟①，我想这或许也是“启蒙”的另一层较少被人提及的涵义了。对此，康德的解释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指言论自由，传播的自由——引者注），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天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一点福柯也注意到了。他对康德为“启蒙”所下的定义中特别注意到了“人类”一词的使用。福柯在思考，“是否应理解为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若如此，应设想，‘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或者是否应当理解为，这是一种变化，它影响着构成人性的东西。”既是人性，则人皆有之。所以启蒙在开始是精英文化，而它最终必然要转化为大众文化，这是它在历史存在着和构成环节的意义所在。

“启蒙”企图让公众对人之本质中的社会性有一个自觉的体悟。在古代人那里，对如何构成社会之认识是尚付阙如的，或者说是存而不论的，或者说是有一种替代性的转换。他们思考的不是个人如何构成社会，而是群体如何构成社会。柏拉图所讲的“正义”是基于国家的，其题中之义就是要社会不同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道。连“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都被严格地赋予三个阶层：护国者、战士和手工业者。任何一种哪怕是言论上的僭越都会被视为是对神所安排的秩序之亵渎。这种秩序的正义与中国儒家所倡扬的“礼”颇为相似。而在康德那里，则被称为对理性的“私下的运用”，这种对社会的认识依然是不够健全的，必须经过启蒙。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他倾向于将集体看作是一个能够思维的主体（能够思维是有机体的最高特征）。社会分工，意味着社会的内部结构起来的各单元不断向异质化发展，呈现日趋复杂的态势，而分化之后各个结点之间的关联不是机械的，线性的，而是有机的，整合的，非线性的。系统的运行中潜在着一种“隐秩序”，这种隐秩序是超越这个社会之上的新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它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处处在场而不显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不可言说的。由此生发出两个问题：1.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失范”现象，英国学者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作了一个深刻的反思。大屠杀这一非理性的结果实际就是由标榜理性的现代性一手造成的。潜在的“隐秩序”揭示了这种囚徒困境与悖论背后的必然性；2.是什么划定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绝大分野？

三、英法精英文化的比较研究 雷蒙·阿隆说，“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性的冲突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将那些更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则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是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英法两国到底是谁的文化气质中包含有更多宽容的因素？进一步问，到底什么是宽容？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是世界技术与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大批欧洲大陆的人才和能工巧匠。受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而遭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有相当部分避难于英国，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在一种宽松和备受鼓励的 ①

雅斯贝尔斯说，第一次轴心时代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雅斯贝尔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似乎包含了对“启蒙”这一人类进程的期望。他在概括世界现状的特征中特别提到，“群众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他说，“外来文化和宗教信仰世界的发现，通过比较造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必然导向信仰的丧失。一知半解和歪曲的启蒙运动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总体的无限的启蒙运动，才能第一次使人们听到起源之谜”。 5

环境下，胡格诺们为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或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30年代，命运女神偏袒了法国人，巴黎这时正以一种普世的胸怀包容着世界各地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然为自己的祖国所抛弃，颠沛流离，辗转而到了这里。对他们的言论和创作的襄助与庇护带来了人文的荟萃，因之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天堂。而此时的伦敦，保守的神经随着日不落帝国的衰弱而变得敏感尔脆弱，那样一种文化谨小慎微地追求一种平庸的卑之无甚高论，另一方面又狂热围攻思想越轨者的离经叛道，英国绅士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讨论当天的天气如何之上，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不再自信，生怕残存的基业因为思想的跨越雷池半步而经受又一次的撼动和剥蚀。应该说，文化上的宽容带来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首先是植根于一种君临天下的霸气和自信，或者说一种居于品评者地位的贵族气质。

就英法智识阶层的比较，学生在上课期间曾仔细阅读过上海学者傅铿的《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一文，载于《读书》杂志1992年第一期。深深服膺其翔实的资料依托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援引雷蒙·阿隆的话认为在法国这样一个中世纪色调浓重的国度，传统的惯例被当作立国的根本，而在文化接受的发生中则总是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换句话说，法国文化界仿佛是一个大染缸，所有外来的文化只有在染上一层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底色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他们的意识深层①。阿隆的话是这样说的，“法国文人的历史职能之一”在于，“将文人自身与人类的种种梦想和激情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不管是好是歹，将那些散文化的社会成就转化为种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光辉灿烂的功绩和悲剧式的史诗”。然而，文中对英法知识分子宗教态度的分析似乎没有看到两国宗教势力的差异以及对世俗领域的不同程度的渗透，而对这一点的忽视让他对英法精英文化的不同之根源所在，更多的是试图从知识分子自身上寻找解释，而忽略了他们共同具有的一些品质和性格。这些共同性放在一个宏观的视域中会得到应有的凸显。如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述，法国启蒙运动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天主教会不适当地攫取了世俗的权力，并由此而带来的腐败和道德的虚伪等一系列社会危机。“燃起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并不是因为彼世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所有者、领主、什一税者、行政官吏；并不是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中取得地位，而是因为它当时所占的地位是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而这一点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大陆国家表现的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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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似乎又与遥远的中国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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