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教案 - 3

四、新时期的民间化写作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从政治话语出发，表达时代的主流。80年代中期，汪曾祺的风俗小说和寻根文学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民间世界的关注。但寻根文学是试图在民间世界中发掘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学之根，其立场依然是知识分子精英立场。80年代末，随着英雄年代的远去，许多作家转向了民间，开始了真正的民间化写作。代表作家：莫言、余华、张炜、张承志、韩少功、阎连科等

作品揭示出作家在走向民间、展现民间时对民间立场的选择、民间话语的表达（叙事角度）和对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精神传达的独特个性。

民间立场上的民间化写作，考察和表现的往往是与民间生存密切相关的“吃、喝”问题，展现的是“苦难”以及民众对待苦难的态度、挣扎的状况和处理的方式。

苦难中的生命追求

—余华《活着》解读

一、作家简介余华，1960生于浙江杭州。曾做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始写作。八十年代末被称作“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九十年代创作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活着》获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八十年代高扬“先锋文学”旗帜，张扬“暴力”与“死亡”的主题，展现孤独阴郁的人性世界，揭示现实的虚假性。（愤怒而冷漠） 余华先锋小说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

余华九十年代的小说注重描写小人物在卑微生活中的超凡的忍耐力和乐观精神，探索蕴藏在平凡生活深处的生活之源。充满了作家对民间世界的关怀与悲悯。 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二、“活着”的生命主题

1、对死亡和苦难的体验和见证，描述了生命的脆弱易逝、命运的变幻无常。

死亡叙述：福贵的父亲—母亲—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孙苦根 福贵—龙二—春生

2、淡化超然的生命状态

福贵承受着“生命之 轻”，表现出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与知命、对苦难命运的顺应。

“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 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余华

情感淡化的意味：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挤压下，小人物的情感在久遭漠视之中自然淡化。 这种情感淡化也是人们适应生存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3、对生命本源的留恋与执着“活着”就是处于历史边缘的小人物的终极目标与理想。 “作家要向人们展示高尚”，历经苦难而又坦然自若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高尚。 三、“无我的叙述方式

以不介入的方式、日常化的口语，让福贵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让人物的苦难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某种纯粹和透彻。

“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快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家珍让我再背她到村口看看，到了村口，我的衣领都湿透了，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