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在美国学习的三件事

上、和民族的尊

严联系上；就象中国军方买了几架“苏27”，便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牛气冲天、起征服世

界的心一样。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有谎言，也有虚与，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择要，要 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结合

自己的实践多读文献，读书人个人“不信邪”的个性自然就出来了。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

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

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

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

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

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

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 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

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

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纠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

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

科学上勤勤恳恳举一反三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

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

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

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 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

“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钟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

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

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

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著义务、

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

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

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自由的

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报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事必恭亲，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

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

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著。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

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其它人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是“小某”、

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

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铛铛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

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 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

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我的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著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

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

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 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

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

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铎。美

国人一般十分尊

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以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

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

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

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 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

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

美国的新闻也更加观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

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

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

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

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

传》。反过来，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

“解放”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

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破害他人的人是

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

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独

裁统治者的心态，是既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

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连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水浒歌》――按赛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

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著打报不平――中国的

独裁者们听起来

也不舒服。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

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

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

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TOEFL和GRE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奚径，给个别教授写决心书式的

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五体投地；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他的联系

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著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地失踪掉，把系里和恩师急

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该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

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

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

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

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的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

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

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

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 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 “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纠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

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

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最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

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徵和悲剧的结局。

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