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的三个问题及改革探析 - “钱学森之问”的深层思考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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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的三个问题及改革探析

———“钱学森之问”的深层思考

□裴广一1

曹洪亮2

100872）

150001）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2．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摘要：博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最重要途径。质量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高起点的入学质量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首要环节。博士招生制度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我国当前博士招生制度的弊端集中体现在：重外语、轻专业；重笔试、轻面试；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严重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依据科学与竞争原则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取消外语一票否决权的地位；以科学的面试成绩为主要标准；扩大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完善博士生招生制度。

关键词：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11－0182－03

士生培养质量的紧迫性。但是从源头上来讲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严重缺陷却是这一切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目前我国博士生入学考试一般为学校组织的统一考试，笔试）和复试（面试）相结合。初试表现为2段制即初试（

一般要求测试3门科目，即外国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作为高水平选拔考试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其内容本应以基础知识的广博和专业知识的精深并重点结合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创新能力、发展潜能、学术研究态度、学术研究兴趣等作为选拔博士研究生的第一标准。而实际操作中，由于在第一个环节笔试中各招生高校都设定外语的单科最低分数线，很多高校和导师为了保证录取名额而不得不在专业课试题命制上降低标准和评分要求，这样对于考生来说，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察结果往往放在第二位考虑且往往拉不开档次，专业课笔试成绩区分度很小，无法从根本上衡量考生的专业水平。实际上，外语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一票否决权的地位。外语达不到单科分数线，其他一切都免谈了，专业水平再优秀也白搭。所以关于考博建议，可谓五花八门。可有一点却相当一致：不论是博士生导师还是有经验的考生都告诫说主要抓紧复习外语。没有考博经历的并不理解，作为选拔“塔尖”层次专业人才的博士生考试，为什么不强调专业课，反而强调即不是专业课，也不是专业基础课的外语呢？经历后的处境和现实才理解经验的背后是考博的无奈和良苦用心。现在的考博辅导宣称要花80％的时间在外语，花20％的时间在专业，这样才能进入面试，否则专业综合素质再强也白费，这简直是对我国现有考博制度的具大讽刺。很

纪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一周年之际，重温“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1〕钱老的忧虑引发了上自国家总理、下至黎民百姓对中国教育广泛讨论和深思。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事关未来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计，它的分量自有千钧之重。而博士学位是国际上公认的最高学位，博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最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也主要反映在博士生培养水平上。”〔2〕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博士招生制度的公平公正性是博士生教育的关键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探求我国现有博士招生制度的严重缺陷，并提出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建议，旨在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目前博士招生制度的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迅速地扩大了。“预计2010年将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3〕单就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来讲，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博士生教育大国，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毋庸讳言，博士研究生数量的扩张难掩其质量的严重下滑。导致博士研究生整体质量下滑的原因很多，这既与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氛围有关，更与博士研究生个人素质相连，突出反映出目前高校提高博［收稿日期］2010－08－03

［作者简介］裴广一（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管理哲学、教育哲学；

曹洪亮（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科技处处长，研究方向：科研、教育管理，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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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博失败案例，综合素质突出、创新能力和研究潜质都极为优秀，但只是笔试外语差几分，连进入复试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外语能够过线，只要进入复试，哪怕面试成绩差最后也很可能被录取。招生院校和博士生导师由于制度原因，面对想招的考生招不进来，不想招的考生还必须得招进来的尴尬境况，而无可奈何。总之，当前博士招生制度的弊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重外语、轻专业；重笔试、轻面试；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不足三个突出问题。目前的博士招生制度无法科学全面衡量考生的专业水平，并不能真正做到择优录取选拔人才，相反却是扼杀人才，改革现有博士招生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二、对改革博士招生制度的建议

博士招生制度的改革方案要符合培养创新人才的科学规律，真正做到择优录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让更多不循规蹈矩、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有才华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如此才能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们应辩证看待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在社会分层特征愈加突出的今天，教育作为一种保持社会公平调节的功能更容易被人为放大，作为推进公平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往往采取更为刚性的统一评价制度。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最优方案而不去实行次优方案，更不能怀抱寻找最优方案的“伟大理想”或打着寻找最优方案的旗号、而不去改革、不实行更好的弊端最小的制度。目前中国博士生招生制度具有严重缺陷，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改革现有博士招生制度。

1．取消外语一票否决权的地位：改变目前不分专业把外语放在高于专业素质考查地位的现状

外语只是比专业考查次要得多的一门工具考试科目而已。作为交流工具，对它的功用太过夸大，反而会有害于人才的培养进程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外语作为语言工具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博士生掌握了一门外语，实际上就是掌握了一种科研工具。这样，博士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能更顺利进行。掌握外语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无疑也是有力的辅助条件，但有力的辅助条件不等于惟一或主要的条件。凡事矫枉过正就会适得其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关键在环境、在应用。现有的博士生选拔制度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外语考试本身当成了唯一目标，不是为了交流和运用，背离初衷。不分学科，不分专业，用英语一刀切的做法更是荒谬和严重浪费。导致考生重外语、轻专业，本末倒置，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进程，损害了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参照日本的经验，外语人才培养存在一个全国性配置资源的问题。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通过外语教育大量培养翻译人才，而对于非外语专业和与外语关系不密切的专业则应该淡化外语要求、降低外语难度、缩小外语考评范围。不如此，就不能形成良性的价值导向，就不能把学生对专业学术的追求提到应有的高度，就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具体操作方法是：取消外语单科分数线的要求，把外语成绩纳入总分数线考查，取消外语成绩在博士研究生录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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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否决”的特殊地位。设置进入面试总分数线，只要考生的总分达到一定分数就可以参加面试。面试时，招生单位从国家发展需要、从人才的才能、兴趣等方面出发，研究制订有关制度和培养战略，不搞“外语一刀切”。同时，可根据考生报考学科的特点、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所需阅读英文文献的实际情况和学校自身学科建设和科研情况，以初试英语成绩为参考，择优录取。比如说如果考生专业水平、综合素质突出，有培养潜力有创新能力和研究潜质那么即使外语成绩差一点也有入学的机会。相反即使你外语成绩好，但是你专业综合水平不行，没有培养前途你也不能被录取。只有形成这样的博士招生考察办法和评价体系，才能正确的引导考生更重视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国家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

2．加强面试考察，真正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以科学的面试成绩作为选拔考生的主要依据

为什么每年两会最吸引人的是记者招待会？因为那是领导人真正水平的检验，是最有说服力的考试。这个检验在现有情况下比考试拿个高分、发表几篇文章、还要客观有效。生源质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我国目前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仍主要延用类似大学本科生入学考试的方。〔4〕尤其是式，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考察不够”

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人文学科的知识有主观性强、分歧性大、不易统一标准判断的特点，笔试考试的成绩无法全面真实反映出考生的学术水平。博士生入学考试除测试考生的知识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进行研究能力的测试，而测试能力相对于知识水平的考试要困难得多。面试是能力测试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精选人才不可或缺的程序。其实，越是高层次的人才越是很难通过机械式的考试来检验，而需要导师通过面试的方法才能很好检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欧洲注重申请者的研究能力和个人品性，美国注重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而我们现行的博士招生制度与国外选拔博士生制度相比，在入学选拔阶段，考生的知识基础、专业发展潜能、学术研究态度、学术研究兴趣并没有作为选拔博士研究生的第一标准。更侧重于笔试成绩分数，笔试成绩往往决定了最终的录取结果，这样扼杀了许多在专业学术方面有很大潜力的学生的深造机会”。〔5〕

重视面试是指通过初试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能否最终被录取应取决于面试。面试不合格的考生一定不能录取，而不是简单的初试与复试成绩综合后决定录取。在笔试基础上，通过面试对考生进行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测试，可以充分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博士培养的潜能。具体操作方案是：“各院系可以成立招生工作组（导师组），统筹考虑博士生的录取标准和程序，通过导师面试和系招生工作组综合面试后，由系招生工作组最后确定录取名单。”〔6〕通过面试交流，考生与导师和招生工作组见面，不受笔试答卷的局限。这样博士生导师和系招生工作组可以全面地考核学生的学术背景、知识水平、实践经历、综合运用知识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对学科前沿的敏锐度，能够对考生学术研究态度、专业发展潜能全面的了解，便于更好地选拔优秀学生，弥补单一笔试的不足。这种考试方式比以往的入学考试难度更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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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防止应试能力强、综合素质差的考生进人博士生队伍。

3．有步骤、有秩序地扩大和完善高校和博导的招生自主权

如何使学校真正体现其独立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使其对招生工作的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权项，包括独立地决定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独立地为其录取研究生确立学术标准，并对其行为尤其是办学质量与声誉负责等等，应该成为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博士生培养的主体是博士生导师，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博士生招生中，招生单位应充分注意尊重和采纳导师的意见，保障导师的招生自主权，这样有利于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确保博士生的质量。在实际的招生过程中，有些导师并不满意于一些高分学生的研究潜质，但不予录取又生怕惹来有失公正的嫌疑。这种尴尬状况的出现与学校和导师缺乏挑选考生的余地和没有形成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核的指标体系有很大的关系。积极又稳妥地加大放权力度，还权于学校，学校还权于博士生导师应该是改革的方向。在目前社会的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部分高校自律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有人会担心推进这一改革有的导师会借机腐败，存在暗箱操作，博士生导师难以冲破人情、利益、权利的“蜘蛛网”可能会走向令一个极端。理所当然，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必须有足够的程序保证和合理的制度安排防止权力滥用。

首先，思想认识上应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体制不合理所产生的危害远远大于人为腐败所产生的危害。权和钱等不正之风是次要矛盾，全体系博士招生制度的不合理才是主要矛盾。人为腐败再大也是有限度，有范围的，而不合理的招生制度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博士生导师作为最高知识分子的群体代表大多数是能做到洁身自爱、公平公正的。按照“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遴选的博士生导师绝大多数是兢兢业业、品行端正、学术道德高尚、治学严谨、学术造诣较深，堪称为人师表的。我们不应由于社会腐败蔓延而在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以偏概全、因噎废食。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博士生导师群体都靠不住了，那么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其实，很多博士生导师对现有博士生招生体制的致命缺陷都很忧虑，因为想招的招不进来不想招的还必须得招，他们的痛苦并不亚于落榜的考生。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体制，除了采取向清华大学陈丹青老师或北大贺卫方老师那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抗议方法以外，博士生导师几乎已经没有权力打破常规而破格录取真正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学生。

其次，通过程序保证和制度安排把博士招生制度的负面因素降到最低。为了保证博士选拔和培养的质量，我们应该配套建立健全淘汰机制、评估机制等质量监督系统。从一些高校实践效果来看，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制的实施，对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提高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我国博士生教育长期缺乏竞争，与不实行“淘汰制”直接有关。在博士培养中尝试建立“主文献制度”，中期考核时根据主文献对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绩和能力进行全面考核，以确定其是否进入博士论文阶段的学习。对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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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未通过某个环节的博士生有第二次重新完成该环节并达到要求的机会，确不适合作为博士研究生继续培养的研究生应予以淘汰。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紧迫感，激励博士生在学期间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增强他们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应变力和创造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正是依靠严格的考核机制，才保证了美国博士研究生质量在世界上的声誉。最近，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彻》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整顿。他指出，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7〕同样，淘汰机制对于导师来说：通过制度安排如博士论文双向盲审，博士毕业率与博士导师招生资格挂钩两种互为补充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有效监督；通过“学术声誉约束”和“学术道德规范”使博导形成危机意识，使那些对权贵考博开绿灯的博士导师不敢为、不愿为、不能为，自觉保证招生的公平公正。上述质量监督系统的落实使那些缺乏专业发展潜能和学术研究兴趣，擅于应试、滥鱼充数的考生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从客观上将是对博士研究生选拔制度的有力保证，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博士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反思“钱学森之问”，我们应看到中国教育从初等义务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目前都存在很大弊端，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积重难返。因此，寻求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是中国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博士招生制度的弊端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由于大学官学一体的制度安排，大学的行政权力、“学术自由”原则不断受到侵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

蚀。归根结底是高校的行政化和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这是是中国教育深层次最大的危害。这种体制不仅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更会毁掉一大批人才，造成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危机！因此，必须改革我们的大学制度，倡导和支持“学术神圣”，使大学回归“学术机构”而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再具有政府的级别。今天，以“学术神圣”为基础的大学传统文化已经正处于消失的危险中，大学和政府、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必须群策群力、加强合作，使大学在21世纪的中国保持其独特的传统———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履行其独特的功能———追求真理，培养出大师，在战略上为国家发展服务，为民族振兴服务。■

参考文献：

［1］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N］．人民日报，2009－11－05．

［2］王大中．稳定博士生招生规模，着重提高培养质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2）：1－2．

［3］资料来源：国务院学位办公室．［4］顾秉林．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J］．学位

2－3）：2－5．与研究生教育，2001（

［5］陈学飞．欧美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及启示［J］．中国高等教育，2000（22）．

［6］顾秉林．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2－3）：2－5．

［7］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N］．南方周末，2009－02－26．

责任编辑：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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