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

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

晏爱红

? 2012-08-06 10:12:10 来源：《史林》2010年5期

内容提要：清代嘉、道两朝江南有漕省份传统漕运体制的危机达于极点，漕粮应否在原额基点上加赋引起朝廷内部争议，“不加赋”的祖制虽一再受到挑战，却未被突破。咸丰以降，大故迭起，中国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有漕省份相继更改漕务章程，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鉴于完全依赖河运的漕运旧制支离破碎且已难照旧复原，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推行“穷变通久”之策，重建漕运新制，而部分言官祭出祖制法宝已黯然失去昔日法力。数十年间，世间百态和人们的观感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令人感慨太平军兴前后社会变迁之巨。

关 键 词：清中期 “不加赋” 漕粮加赋 “八折收漕” 漕务改章

作者简介：晏爱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不加赋”作为清朝皇帝遵行的祖训，是从清初定鼎燕京、取代明朝统治开始逐渐形成的。康雍乾三朝皇帝对“不加赋”祖训可谓凛然恪守，地方大吏与在朝大臣也不敢轻言加赋。嘉、道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变动的加剧，漕粮应否在原额基点上加赋最先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议。不过，嘉、道两朝50年间谨循法则、敬守成宪的保守氛围极其浓厚，“不加赋”祖制虽一再受到挑战却并未被突破。咸丰以降，大故迭起，中国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有漕省份相继更改钱（即

钱粮，指地丁）漕章程，二百年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虽有个别言官仍在大声疾呼恪遵祖制，但并不能改变有漕各省加赋的大势。这中间因漕粮加赋引发三次政策辩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体制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大势所趋，即使最神圣的“不加赋”祖制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

一、嘉庆与漕运总督蒋兆奎关于加赋的辩论

嘉庆四年(1799)七月，亲政伊始的嘉庆即针对日渐严重的漕运积弊，通谕有漕各省督抚严禁州县浮收、旗丁勒索及沿漕各衙门需索陋规，并明示彻底肃清漕政的决心：“倘此次通谕之后，仍敢复蹈前辙，一经发觉，朕惟有执法从事，决不姑贷！”①漕运总督蒋兆奎却认为，即使彻底清漕，运粮旗丁仍入不敷出，原因是承平百年，“生齿日繁，诸物昂贵”，即以过闸而论，帮船雇觅短纤人夫，从前每里一二文钱，今则五六七文钱不等；加以本船头舵水手人工，本丁、副丁盘费，沿途盐菜柴煤，又有舱船工料修理，蓬桅铺仓席竹锚缆器具，所费实多，应得之项委不敷用。随于当年八月奏请设法另行津贴旗丁，建议明定章程，“于州县浮收漕米内划出一斗，津帖旗丁运费”。②

州县帮贴旗丁的津贴，就其性质而言，是私相授受的相沿陋规，无涉国家正赋；若经督抚奏请、皇帝降旨允准，则是背离祖制、有损朝廷形象的额外加派。因此，嘉庆明发谕旨申饬蒋兆奎：“此新增一斗之粮著为定额，与加赋何异？其事断不可行！”③十月，再降明旨斥责两江总督费淳加增津贴银米的建议与蒋兆奎名虽异而实则同，“是非加赋而何”？④

但蒋兆奎仍以旗丁运费入不敷出，再三再四上折申辩，同时，坚辞漕运总督，请皇上另简贤员更替。⑤嘉庆遂再降明旨，严斥蒋“其意总在加赋、借帑，坚持

己见，执拗不回”，而且竟敢“忿激求去，效明季挂冠之状”⑥。不过，有些话在明发谕旨中还不便明说，皇帝就以朱批形式与蒋兆奎继续论辩。蒋折称：“譬如医病，然病势颇重而药力甚微”，指的是漕运弊端积重难返，皇上“调剂”旗丁，不过“每载米一石，议给米二升”以及多带南北土宜，免其上税之类，力度太小。嘉庆在此句旁批谕：“加赋之病大，旗丁疲乏之病小，朕先医其大者。”⑦这句随手朱批可能更真实地透露出嘉庆处理此事时内心深处的思考：“不加赋”是培养大清国脉、稳定社会的根本方针，不容丝毫动摇，比较而言，旗丁生计困乏之类不过小病而已。

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蒋兆奎被解职，⑧屈指算来，他的出任漕运总督还不满十个月。蒋兆奎在漕言漕，为运粮旗丁的利益舍官抗争，这对一个有良知的大臣并不难做到；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旗丁生计艰难根源的探讨实际上已经触及清中叶以来以人口膨胀、物价持续上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社会问题与僵化的传统财政经制之间深层次的矛盾：“旗丁所得之项，皆定自数十年百余年之前，现在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数倍于前，以数十年百余年前之价买现在之物，断不敷用，此大势皆然也。”⑨嘉庆却不愿也不敢正视这一“大势”，他在谕旨中反诘蒋兆奎：“若谓时值物价较昂，则又不独旗丁为然，如各官俸廉、兵丁粮饷概因物贵议加，有是理乎？”⑩可见，嘉庆并非全然不了解物价持续增长对社会、经济、财政乃至吏治的全面冲击，但他考虑的是如何守成，如何维持固有体制，他没有决心也没有魄力对祖制有所变通。蒋兆奎与嘉庆分歧的焦点正在于此，前者主张因时变通，后者坚持谨守成宪。本来，蒋兆奎的变通不过是对漕运体制的局部修补而已，但嘉庆从一开始就粗暴地断定此举无异“加赋”，并很快关上了深入讨论下去的大门。随着蒋兆奎的解职，朝廷错失了一次因应时变、调整大政方针的可贵时机。

二、嘉道之际关于“八折收漕”的政策辩论

折扣征漕，是清代州县浮收一种手段。所谓“八折收漕”，即粮户交纳漕粮一石，只准作八斗，如是，每石漕粮要多交二斗五升。州县折扣收漕，有干律例，但屡禁不止。康熙中期已有州县“收米一石止作七八斗”(11)的记载，输漕大省江苏更甚，“有司收漕粮，以脚费为名，率一斗准作六、七升”。(12)不过，六七折收漕也好，七八折收漕也好，毕竟都是州县官吏串通一气、见不得天日的浮收陋规，长期以来并未有地方大吏公然提出折扣收漕的奏请；有之，自阿林保、蒋攸铦“八折收漕”始。

嘉庆十四年(1809)九月初三日，两江总督阿林保、江苏巡抚蒋攸铦履任之始即联衔奏请更定漕务章程，而赫然列在第一款的就是：“应请于将届开漕之先，由藩司、粮道督同该管知府察看秋收光景，酌定斛面若干，总不得过八折之数”。(13)他们为什么敢于提出在漕粮岁额基数上加赋25%的“八折收漕”呢？原来阿林保事先已将“概收八折，拟即出示晓谕”面奏过，嘉庆当时并未表示异议。(14)不料，嘉庆始允而终悔，十月二十三日命军机大臣传谕两江总督阿林保和新任江苏巡抚章煦（蒋攸铦已改调浙江巡抚）收回成命，廷寄的口吻十分严厉：“将来该省民人有将该督折收告示揭粘呈控者，朕当执法惩治，断不因该督等陈奏在先少从宽贷也。”(15)

无论如何，经过此次阿林保、蒋攸铦奏请激起的一番波折，终嘉庆之世，“八折收漕”之类的呼声至少在封疆大吏中销声匿迹了。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猝然去世，道光即位不久即命有漕省份各督抚及漕运总督等“通盘筹画”如何裁革沿漕陋规、查禁旗丁“帮费”及限制州县浮收。(16)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成龄于当年十一月联衔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