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接待北宋使臣“置酒礼”杂议

辽朝接待北宋使臣“置酒礼”浅议

曹显征

摘 要：辽宋交聘过程中，两朝使节往来频繁，诸种礼仪也颇为隆重繁复，昭示出两朝关系

的微妙性及易破性，同时显现了两朝使节对待两朝关系的审慎态度。“置酒礼”亦是辽宋交聘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辽宋交聘关系及使节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 民族关系 辽宋关系 交聘制度 置酒礼

辽朝契丹族是好客之民族，尤其乐以酒待客。所以，“酒”在辽宋交聘中传递着两朝使臣间的友谊，辽朝接伴使在接待北宋国信使时有“人情似酒一般深”之语，［1］（P319）而且，宋朝使臣在使辽时期，途经某些名胜或遇有节日，都有置酒庆贺之俗。如思乡岭（又名望云岭）和会仙洞（又名会仙馆）等即是。在思乡岭，王珪使辽诗《新馆》有“虏酒相邀绝峰饮，却因高处望天津。”句。新馆以南约二十里，有思乡岭，一名望云岭。彭汝砺《望云岭诗》自注云“自古北口五十里，至岭上，南北使各置酒三盏。乃行。”在会仙洞，苏辙使辽诗《会仙馆二绝句》云：“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 彭汝砺使辽诗亦有《雪后会仙洞虏人置酒》，其云“天寒宜饮酒，衰疾每相容。”句。［1］（P268、271、312、321）沈括《熙宁使虏图抄》云“使人过此，必置酒其上，遂以为常。”［2］（P88）关于置酒盏数的多寡，在不同的场合当有不同的规定：辽朝在接待北宋使臣时，在宴饮的不同场合，酒的盏数也有十三、十一、九、七、五、三的不同。最多者十三盏，最少者三盏，尚未见一盏之说。

据陈襄《语录》载，置酒十三盏者共有六次：第一次，五月十一日在白沟北亭，辽宋两朝使臣初次相见，辽朝接伴使以皇帝的名义赐宴时；第二次，五月十五日在燕京，西头供奉官韩自道赐陈襄等酒果，东头供奉官郑嗣宗赐宴，三司使、吏部尚书刘云伴宴；第三次，五月十六日离开燕京宿望京馆，北宋使臣陈襄、咸融等依例回厨，请接伴使副过位及犒三节从人；第四次，六月十八日，陈襄等人在神恩泊觐见辽朝皇帝之后，右班殿直、阁门祗候韩贻訓赐酒果，右班殿直、阁门祗候马初赐筵，太尉夷离毕萧素伴宴；第五次，六月二十日，在神恩泊觐见后，供奉官、阁门祗候耿可观赐陈襄等酒果，韩宗赐射弓筵（所谓射弓筵，当是类似于宋朝伴射玉津园后的宴饮），枢密副使、太师耶律格伴宴；第六次，七月十七日晚，送伴使副置酒十三盏，与陈襄等解换。

上述资料虽然不是全部，但亦可从中窥见其置酒十三盏礼数之原则。即接伴使与

北宋使臣初次相见和完成使命辞别之时；北宋使臣依例回厨时；北宋使臣到达京城（例如燕京）或皇帝行在如神恩泊等处，并有朝廷大臣赐宴和伴宴时当置酒十三盏。陈襄等人此次出使辽朝，经过了中京，也当有是礼。但从下文记载看，宋朝使臣来程与返程在中京时，都置酒十一盏，例同州城对待。

置酒十一盏者共五次：第一次，五月十二日在涿州，知州、太师萧知善及通判、吏部郎中邓愿郊迎，並饮于南门之亭，且自注云：已后逐州送迎並饮于门外之，更不入录，说明此种情况尚有多次；第二次，六月二日在中京大同馆，有左承制韩君祐赐陈襄等酒菓，东头供奉官郑全翼赐筵，度支使、户部侍郎赵微伴宴；第三次，六月十四日在中路馆，进入辽朝皇帝住在地附近，馆伴使接替接伴使进入馆伴程序，有左班殿直、阁门祗候李思问，赐酒果，左承制刘達赐筵；第四次七月二日在中京大定府大同馆，有左班殿直、阁门祗候李思问，赐陈襄等酒果，左承制刘達赐筵；第五次，七月十五日在燕京析津府永平馆，有东头供奉、阁门祗候马世章，赐陈襄等筵，西头供奉官刘侁赐酒果，步军太傅伴宴。

从上述史料分析，置酒十一盏者，地点多在州城，皇帝行在所附近馆驿也偶尔有之。接待者多是州官，且多以赐宴的形式进行，赐宴和伴宴者多是朝官。中京虽是辽朝京城，但视同州城对待，亦置酒十一盏。但在返程抵达燕京时，亦置酒十一盏，这可能与接待、赐宴和伴宴者的身份地位稍低有关。但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有时在并不是十分正式的场合下，辽宋双方使臣都同意时，置酒的盏数还可以减少，但未见有随意增加之说，或许还有其它我们未知的规制，因为北宋使者在抵达辽朝皇帝住在处神恩泊时，觐见皇太后时，客省官员才置酒三盏，而觐见皇帝时置酒五盏，这种情况似乎与京城州府级别之差和参与者的地位高低没有关系，很难断定这置酒多少的礼数原则和规制究竟是怎样的，这或许是特例。

置酒九盏见于记载者共七次：第一次，五月十四日到燕京，燕京副留守、中书舍人韩近郊迎（注：陈襄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在陈桥接伴过韩近）；第二次，六月一日到中京，副留守大卿牛玹郊迎；第三次，六月十七日，赴曲宴，馆伴使副差人赍诏赐陈襄等生饩及三节人有差；第四次，六月二十二日从顿城馆出发返程，有右承制鲁滽赐陈襄等酒果，左承制韩君卿赐筵，翰林学士给事中王观伴宴，馆伴使副弼、益誡，送伴使副好古、归中与焉（注：此次馆伴使副是耶律弼、杨益誡。馆伴地点以距皇帝住在地神恩泊二十里的顿成馆为中心，馆伴使副在迎接时，要到前一站的中路馆迎接，在送别时，或许要送到下一站的顿成馆，此次就在顿成馆，以视礼遇和惜别之

情。馆伴使副的任务到此完成，送别任务移交给送伴使，即来程时的接伴使萧好古和杨规中负责）；第五次，七月一日到中京大定府大同馆，少尹大監李庸郊迎；第六次，七月十七日到涿州，知州、太师耶律德芳及通判、吏部郎中邓原郊迎，宿涿州馆，十八日，德芳等出餞；第七次，七月十九日在北沟，有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马世延来，赐筵。

从上文可以看出，置酒九盏者，多数是州府官迎送时的礼数，其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没有朝官赐宴和伴宴。而县级官吏只能道旁参候，无资格以置酒的方式迎送。但在六月二十二日从顿城馆出发返程时，却有左承制韩君卿赐筵，翰林学士、给事中王观伴宴，酒九盏，这或许也是特例。以下置酒七盏和五盏者，则完全没有朝官赐宴和伴宴，连特例也未见记载。

置酒七盏有记载者共八次：第一次，五月十七日到顺州，有怀柔县尉刘九思道旁参候，知州、太傅杨归正郊迎，（注：杨规正即宰相杨哲之长子，接伴使杨规中之兄，规正郊迎时置酒七盏，但在饯行时置酒为五盏。）；第二次，五月十八日到檀州，有密云县尉李易简道旁参候，知州、常侍吕士林郊迎；第三次，五月二十五日，过会仙石，接伴使副请会食；第四次，六月四日，至锅窑馆，（疑脱接字）伴使副为初伏日，请聚食；第五次，六月十一日，自黑崖馆至三山馆，接伴使副请聚食；第六次，七月七日，过会仙石，送伴使副请会食；第七次，七月九日在新馆，陈襄等依例排备，请送伴使副过位，及犒三节人；第八次，七月十六日在燕京析津府永平馆，少尹、少府、少监程冀出饯。

上文表明置酒七盏者，多是州官郊迎宋朝使臣的礼数，接伴使在接伴途中，遇有特殊地点或节日，要请宋朝使臣会食或聚食，其礼数亦是置酒七盏。宋朝使臣在途中依例排备酬谢接伴使时也用置酒七盏的礼数（初次相见时置酒十三盏）。

置酒五盏有记载者共十二次：第一次，五月十三日，涿州知州、太师萧知善等出饯酒（郊迎时置酒十一盏）；第二次，五月十六日燕京副留守、中书舍人韩近出饯酒（郊迎时置酒九盏）；第三次，五月十八日顺州知州、太傅杨规正出饯酒（郊迎时置酒七盏）；第四次，五月十九日檀州知州、常侍吕士林出饯酒（郊迎时置酒七盏）；第五次，六月三日，中京副留守大卿牛玹出饯酒（郊迎时置酒九盏）；第六次，六月十五日，面见致书辽朝皇帝（致书辽朝太后时置酒三盏，辞别是亦如之）；第七次，六月二十四日返程到三山馆，送伴使副请聚食；第八次，七月三日，中京大定府少府大监李庸出饯（郊迎时置酒九盏）；第九次，七月十二日到檀州，知州、给事中李仲燕

郊迎；第十次是七月十三日，李仲燕出饯，酒五盏。将到顺州，知州太傅杨规正郊迎，置酒五盏。第十一次，七月十四日，杨规正出饯；至燕京，析津府少尹、少府少监程冀（来程是燕京副留守韩进接待）郊迎；第十二次，七月十七日，到涿州，知州、太师耶律德芳及通判吏部郎中邓原郊迎（十八日德芳出饯酒九盏）。

上文言明，置酒五盏者，多是州官饯行北宋使臣的礼数，但也亦有特例。而面见辽朝皇帝致国书时的置酒五盏，与此礼数更无关系，可能与其皇太后置酒三盏有关，即所谓的“杀礼”，皇帝的礼数只能低于皇太后的礼数。

置酒三盏有记载者共 八次：第一次，五月二十一日，至新馆，过望云岭，接伴使副与陈襄等互置酒三盏。第二次，六月十二日，至赤崖馆，行次遇遗留礼信使副史炤、周孟阳、李评、李琦，暨送伴使副耶律世達、梁援于中路馆。陈襄等与遗留使副回复，各置酒三盏。接伴、送伴使副卻请史炤、陈襄等四番使副一处会饮，酒巡亦如前(当为三盏)。第三次，六月十五日诣帐前，引至客省，与大将军、客省使耶律仪、赵平相见；第四次，六月十五日，陈襄致国书于契丹国母，面传圣辞；第五次，六月二十一日（辞别日），入至客省帐前??虽辞其母及其君，逐帐置酒如初；第六次，六月二十一日晚，馆伴使副，解换。第七次，七月九日，过徧厢岭，送伴使副宋使互致酒；第八次，七月十九日，送伴使副酌送于白沟桥之北，陈襄等酌送于白沟桥之南。

唯独这置酒三盏者较为复杂，除了皇太后、大将军客省使、与馆伴使辞别、与接伴使辞别等用置酒三盏之礼外，尚有在接伴途中遇有胜景胜地或其它值得庆贺之事，有时也用此礼，如过望云岭，松子岭，［3］多番使臣相遇等皆属于此种情况。但有一点较为明显，即置酒三盏之礼，在州官接待北宋使臣时绝少使用。

综上所知，在“置酒礼”中，行酒次数多取单数，亦即阳数，这应该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所以，辽宋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为两朝换取了百余年的和平环境，还促进了两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辽朝接待北宋使节的“置酒礼”，是辽宋交聘礼仪的组成部分，对维护交聘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蒋祖怡等《全辽诗话》

［2］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 ［3］庞元英《文昌杂录》卷1，“余奉使北辽，至松子岭，旧例，互置酒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