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研究综述

摘 要：高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以公立高校为例，对目前高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寻找解决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低下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立高校；教育资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240/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1）12-125-03

美国的战略管理家德鲁克1997年在福布斯杂志的主题文章中说：30年以后那些主要大学将会成为废墟大学将不能生存无法控制的开支，看不见教学内容和质量上的改进高等教育在危机中 。原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斯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是高成本、低效率。为什么大学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人力资源是办好高等学校的关键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谈到：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组织发展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1] 目前理论界对高校教师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研究者众多，比较集中的几个观点是： 一、认为教育产权不明晰，是教师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张万朋、薛天祥教授认为教育产权不明晰，是教师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就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束(property-rights) ， 即经济行为主体在划分、占有、支配和使用特定财产时所形成的经济权能及利益关系。[2]具体讲，产权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产权是排他地使用资产并获取收益的权利；产权就是剩余索取权，谁获取剩余，谁就拥有资产；产权是剩余控制权形式的资产作用权力。[3]产权由两部分基本内容构成：权能和利益。权能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或职能，利益是产权对产权主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两者分别回答了产权主体必须干什么、能干什么，以及产权主体必须和能够得到什么。权能和利益是相互依存、内在统一的，利益是权能的目的，是产权主体的行为动机；权力则是获得利益的手段或充分条件，是权力行使的结果或效果。[4]

教育产权指围绕教育资本而形成的学校产权，即对特定学校的财产权利。[5]指参与学校投资、经营、管理的各个活动主体围绕学校的教育财产形成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权利关系和结构。 所谓产权清晰，一是指明确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责任及其所获得的利益。二是指各主体的责任、权力和利益要对称。所谓公立高等学校的产权清晰，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含义：教育资产所有者财产权利的界定。即判定教育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财产的所有者或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分权结构下产权的界定。即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判定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交易过程中和发生外部性问题时产权的界定。即在产权主体地位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学校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内部之间以及学校与其他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进一步明晰交易双方的权利，以便交易能够顺利进行。[6]

他们认为教育活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教育产品是一种具有外部正效应的产品，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投入到教育领域的资源更为稀缺，因此必须明确界定教育产权，以实现对教育资源的排他性使用， 只有如此， 才能有效地增加教育资源投入量，减少教育领域内由于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造成的教育财产损失，以降低教育的交易费用，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增加教育的供给，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产权界定清晰，保护合理，人们在具体的交易活动中就会支付较少的交易费用，或者说，人们在既定的产权安排下就会积极地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否则，就会由于权利界定不清而产生低效率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铁明认为明晰的教育产权在运行中除了上文提到的界

定财产归属作用外，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激励作用；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约束作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苏州大学赵霖平、焦爱梅认为产权界定愈清晰，产权主体愈明确，则外部效应愈低，交易成本愈低，效率越高。[7]公立高校是一种典型的国有产权。[8]政府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对高校进行投入，表明社会全体成员具有对公立高校共同占有、共享利益的权利。然而，社会全体公民群体庞大，但各成员从公立高校得到的利益（公立高校的外部收益）十分渺小，而个人能对高校进行监督的代价及其昂贵。在相对的高成本面前，单个公有人索取公立高校外部收益的兴趣锐减，甚至完全丧失。这样由理论上的产权主体（所有社会成员）都来对公立高校的财产进行直接管理、直接行使其权利的方法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政府作为全体社会的代言人就成为唯一可能关心公立高校运行，以及对公立高校的社会收益感兴趣的主体，从而通过代理的方式拥有了公立高校的财产所有权，并行使使用和监督的职能。但政府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低效率也就必然产生。

二、认为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教师人力资源效率低下 楚红丽等学者认为：政府作为非自然人，不会像个人股东一样自觉地关心自身权利的损益，并努力维护其权利，也不可能直接对公立高校实施经营活动。对公立高校的经营客观上需要落实到自然人身上。这就形成了公立高校与个人、政府之间的复杂契约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9]: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且参加交易的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一方的利益的关系，都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属于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由于政府手中的资源、权力属于公有资产，归公众所有，因此，个人将其接受教育的权利及所需资源委托给政府经营，从而构成第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个人被称为初始委托人，政府为公众与公众所需要的教育服务的中间代理人。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政府与学校管理者之间。国家政府给公众提供的教育服务，是通过学校经营管理层直接提供的，因此政府与公立学校经营管理者之间构成契约关系。政府成为中间委托人，扮演中介的角色，学校构成政府与教育服务的中间代理人。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于学校的内部运作，如校长与教职员工之间，校管理层与院系管理层之间，院系管理层与各教研室之间，各科室管理层与各科员之间等。第四层就是学校教育服务消费者与学校教育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如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这可归为最终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的关系。[10] 经过这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公立高校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明确地落实到这条委托代理链的某一个自然人，而全体公民也自动放弃了公立高校的财产所有权，只剩下财产所有权的代表政府，这就造成公立高校产权的虚置：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代表，尽管在权利构成上类似于私有企业的所有者，但却不具备规避风险的欲望和能力。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分布不对称和偏好取向的不同，代理人属于掌握信息多的一方，委托人属于掌握信息少的一方。代理人愿意用较少的劳动和付出，换取自己最大利益；委托人却希望代理人的决策和行为尽可能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当代理人的行为造成委托人利益受损或福利损失时， 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