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罗·利科翻译思想看中西文化差异

从保罗·利科翻译思想看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哲学在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的影响下，发展

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法国哲学思想几乎成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化的引导者和精神支柱。保罗·利科作为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对翻译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翻译”也是利科哲学的核心词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利科翻译哲学的重要思想，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 保罗·利科 翻译哲学 保罗·利科作为“二战”后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学术界最为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对翻译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而翻译也是利科哲学的一个中心特点。他在各种访谈和序言中都反复强调翻译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些都只是只言片语的话，那么利科2004年出版的《论翻译》则是他唯一一本集中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这是利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其在学术生涯晚期对自身翻译思想的总结，涉及到如“可译”与“不可译”、“翻译伦理”等一系列翻译理论研究的元命题，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诠释学转向。因此通过分析利科翻译哲学的重要思想，无疑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启示。

1 译“不可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翻译研究的历史来看，正是研究者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追问开启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大门，使其从形而下的具体实践研究升华到形而上的哲理思索。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围绕的是翻译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而翻译的可能性就取决于原文与译文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语言形式和对等的文化元素。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方面的“对等”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利科对这种关于对等的预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对等”并非一种先验的存在，而人们之所以预设“对等”，是因为他们期待把它作为完美翻译的一个绝对标准。然而，要判断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需要借助于一种独立于两者的“第三种文本”，它既与原文又与译文具有等同的意义。因此，利科号召翻译者放弃追求“完美翻译”的理想，放弃完全对等和翻译的幻想，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范式。就像戴维森说的那样，“理论上困难，实际上简单”。①以不可能实现的“完全对等”作为翻译的原则只会将对翻译的讨论带入一个死胡同。实际上，“对等”的真正性质不是翻译预设的，而是由翻译产生的。放弃对等和完全翻译的幻想，允许多种翻译模式的存在。“异质复合体”的存在让译者切实感受到译文与原文“等值”难度，确保译文与原文间“等值”的办法只有一个，即通晓出发语与目的语的专业读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前时期译文的“批判式阅读”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复译”。如不同译者对小说《名利场》标题及文中“名利”一词语的翻译：

（1）Yes， this is Vanity Fair， not a normal place certainly， nor a merry one， though very noisy. （Thaekeray，1994）

杨译：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热闹的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彭泽：不错。这正是虚幻集币；这当然不是正人君子的去处，也不是什么快活的地方，尽管热热闹闹的。

（2）Sometimes he knew her and Father Mole， her director and companion； oftener he forgot her， as he had done wife， children， love，ambition，vanity.

杨译：他头脑清楚的时候，也认得母亲和她的神师和朋友莫耳神父，不过糊涂的时候居多。一糊涂起来，就把母亲，老婆，孩子，爱情，虚名浮利，壮志雄心，一股脑儿都忘光了。

彭译：有时候他认得出她，她的指导神父和陪人莫尔神父；但更常见的是忘记了她，正如他把老婆，孩子，爱情，雄心，虚荣全忘记了。

时代不同，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都对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五十年代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趋向传统和保守，而时下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趋向开放的多元。杨必和彭长江分别身处两个时代，他们的个人意识形态也必定受到当是社会道德观和社会价值的影响，这势必会波及他们对原文中某些理念和人物行为的理解。

2 文化差异和翻译的双向交流

翻译， 作为一种创作性文化活动， 本来就天然地植根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它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 同时又进入某种文化， 因此在翻译活动中， 译者应当具有文化意识， 这在当今译界已经达成共识。这里的文化意识是指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 更是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然而译者如何阐释原语传达的文化信息往往受到其母语文化的制约。在母语文化的禁锢下， 译者可能不理解或曲解异质文化， 从而望文生义、生拉硬套， 无法作为信息桥梁， 达到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目的， 不仅不能担当原语文化的中介人， 反而成为原语文化的终结者。

在《论翻译》中，利科认为就本质而言， 翻译正是译者的“翻译构想、翻译欲望甚至翻译冲动（Berman 1984：21）接受考验” （Ricoeu）2004：8）的过程。译者在异语与母语间充当中介， 既要保证对原作及作者的忠实， 又要顾及与自己同处一个母语环境的读者对译作的理解与接受， 身陷“一仆二主”的尴尬处境。“作者与译文读者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表现出的差别越明显，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受的考验也就越严峻。反之， 译者若想摆脱尴尬， 经受考验， 原则上就必须人为拉近作者与译文读者间的距离，减少“异”的成分。因此，利科认为译者应当在翻译中体现“语言好客性”，在让译文读者走向作者的同时也让作者走向译文

读者， 哪怕担负背叛两者的罪名， 也要履行“一仆二主”的职责。因此，在处理法语著作汉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时，译者可以“建构可比之物”增强“母语”与“异语”之间的相似性。例如《伊索寓言》中的英语习语“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字面是杀鹅取金蛋的意思。这一习语对英语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形象鲜明、生动有趣，然而汉语里几乎没有和鹅有关的习语，如果用“鹅”和“金蛋”来传递源语文化信息，对我国读者来说，这一比喻却有些生涩，难以立刻产生共鸣。在我国文化中也有相应的说法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杀鸡取卵。这样用我国读者熟知的习语来翻译，既充分表达了原文中的意思，又避免了迷惑和误解，使文化交流得以成功进行。利科的“语言友好”召唤我们放弃“完全翻译”的幻想。两种语言的语义、句法是不一样的。翻译总是巴别塔之后，始终要承认语言的有限性与多元性，因为人本身就是多元的，寻求纯粹对应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再如a cat on hot brick指一只在炽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痛苦而狼狈，这个情景和汉语的“热锅上的蚂蚁”不谋而合，都表示焦急而狼狈，翻译时可借用。这样的翻译，既能很好地保留原文特点又可以被译语接受，这又何尝不好呢？通过这种“建构可比之物”，拉近“母语”与“异语”之间的距离。

从以上例子看来，翻译并没有“好的翻译”的绝对标准。如果有此标准，那就意味着原文与译文间存在着与二者等同意义的第三文本，而此第三文本又不存在，试图建立译文与原文的绝对等值，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所以，一个好的翻译的目标只能是没有同一性的对等。批利科认为，如果译者承认不同语言文化间无法超越的差异， 放弃追求“完美翻译”， 那么翻译便可以接受译文与原文的“不完全相同等值”，译者也可以“直面这一先天不足，履行‘一仆二主’的职责……担负起‘既让作者走向译文读者，又让译文读者走向作者’这一总被人们视作自相矛盾的使命”。

注释：

①转引自Ricoeur， P. On translation[M].Trans.Eileen Brena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14。

参考文献：

[1]方形.从保罗·利科的“译‘不可译’” 看翻译的可能性[J].法国研究，2011（8）.

[2]彭长江译.名利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3]Ricoeur， P. On translation [M].Trans.Eileen Brena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14

Ricoeur， P. Sur la traduction [M]. Paris： Bayard， 2004.

[4]W.M.Thackeray.名利场（Vanity Fair）[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5]杨必译.名利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