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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

人口概况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年6月30日，全国人口 601,912,371人。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7月1日，全国人口 694,580,000人。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年7月1日，全国人口 1,008,180,000人。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89年7月1日，全国人口 1,133,680,000人。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7月1日，全国人口 1,242,600,000人。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

一、人口总量

这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二、家庭户规模

这次人口普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2万户，家庭户人口12446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人减少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由于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三、性别构成

这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占%，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下降为（以女性人口为）。

四、年龄构成

这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占%，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五、民族构成

这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占%，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下降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占%，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上升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十年年均增长%，高于汉族个百分点。

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这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下降个百分点。 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

七、城乡构成

这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八、地区分布

这次人口普查，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中部地区占%，西部地区占%，东北地区占%。

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个百分点。

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排在前五位的是河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

九、人口的流动

这次人口普查，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036万人，增长%。这主要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人口变动的特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人口城市化、非农化水平的加速，与此相应的人口问题也凸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我国今天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有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复杂的人口流动、管理、保障和发展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遵循经济规律和人口变动规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是新时期人口发展和管理面临的新课题。正确认识人口变动特征，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提。

一、人口增速减缓，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2005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减缓。应当引起关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达到较高程度所致。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大致每年净增人口2000万。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净增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足1000万。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为‰。按照这样一个增幅，从13亿达到14亿人口的时间，需要13年时间,即2017年达到14亿。 二、“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面临重负

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

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

在人口增速减缓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2005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与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7．7％。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预计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至4%的速度递增，且成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支撑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也在不断增加，养老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如何解决“未富先老”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将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三、城市化水平提速，中国已经进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期

在人口总量增长趋缓的同时，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城镇化水平只有%，到2005年则提高到43%，并呈现进一步加速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城市人口增加了1500多万。到2005年底，我国城市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亿。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特大城市人口尤其显著。上海、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都已经超过1500多万。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5年里，这两个城市年均吸纳人口超过了35万。

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加剧了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比如，人口高密度聚集，不仅导致交通拥堵，城市效率降低，也对城市居民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另外，如何使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给他们以市民待遇，进而体现社会公正，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如何对人口进行合理调控，无疑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出严峻考验。

四、失地农民总量增加，需要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生计

在人口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被占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在很多地区，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拿到手的土地征用费只有全部土地征用费用的5%左右。面临新一轮城市化热潮，城市空间规模会进一步扩展，失地农民总量会进一步增长，如何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为他们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生计，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而不是一次性给予农民土地征用费用，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五、非农化水平正进入快速上升轨道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非农化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非农业水平只有20%左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聚集在第一产业，呈现典型农业社会特征。而到2005年，非农化水平达到54%左右。全国就业人员亿人，有4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至少有亿农村就业人员从事非农产业。

与此同时，也有一系列因素影响非农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比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等等。我国目前只需要2．2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支撑对农业生产的需求。“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如果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治本之策。 六、就业压力日趋严重

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2000年到2010年，中国19—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9．3亿，年均增加930万。全国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就业岗位的供给与需求相差100多万，就业压力十分沉重。200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新增加97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全国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的亿中至少还有1亿多需要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并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七、农村贫困人群减少，城市贫困人群增加

随着国家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攻坚，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在减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万—700万；进入新世纪后，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只有100万；而近几年，又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反弹的状况。2005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365万人。 在农村贫困人群减少的同时，城市贫困人群近年来则有所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一些历史悠久的企业的员工整体下岗，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所面临的困难，如残疾人群，重大疾病家庭等等，导致了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产生，并逐渐显现出长期化、凝固化趋势，在近年来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据估计，全国城市贫困人群，目前已经超过5000万。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使城市贫困人群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八、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短期难以消除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11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育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人口性别比一定程度的失衡是可以通过婚龄差来调整的。但若失衡严重，其后果必将导致婚姻市场挤压，由此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九、传染性疾病人群迅速增加，公共卫生事业面临挑战

传染性疾病，包括艾滋病、结核病、肝炎、血吸虫病等，近年来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群迅速增长，严重影响了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亿，占世界总数的1/3。我国患结核病人数达到500万人，占全球的1/4。血吸虫病在全国400余个县市存在，650万人受威胁。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30万人，其中80%的感染者在农村。如何遏制这部分人群的迅速增长，需要采取综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