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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禅诗
禅诗,是中国文学界和宗教界以及哲学界都时常提及的热门话题,本文从一个侧面和大伙一起来认识、了解禅诗。
禅宗,是最典型的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改造印度佛教的产物。禅在印度古已有之。从达摩东渡到五祖弘忍,禅宗不断进展壮大。然而,使禅宗发生全然变化的是六祖慧能。慧能地处边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获得衣钵,标志着禅宗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慧能对禅宗进行了一场完全的改革,被称为“六祖革命”。这场革命,使印度佛教完全被改造成了中国佛教,禅宗本身获得极大进展。
禅宗最显著的特点是世俗性、简易性和神奇性,事实上质是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世俗性,迎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王道政治,是佛教在中国求取生存的必定结果;简易性,迎合了中国各阶层广大民众求快求易的心理,目的是获得自身的进展;神奇性与世俗性、简易性相辅相成。正是这种神奇性,使禅宗经久不衰、充满魅力。追求自我,作为禅宗的目的,又是其进展的原动力。小乘佛教,通过37道品的修持,使一部分人获阿罗汉果;大乘佛教能普度众生,通过六度的修持,便是菩萨行;禅宗,从渐悟、顿悟到立地成佛、人人皆佛,完全抛弃了宗教的负罪感和恐惧感,这种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反过来又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民俗等等,产生了深刻的妨碍。
禅诗,是在禅宗思想妨碍下产生的特别文学类别。严格来讲,应称为“禅文学”,除了诗之外,还有充满禅味的散文、小说、戏剧等等,但禅文学之名并不通行。禅诗是“禅文学”中最大宗、最具活力、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因此“禅诗”实际上成了“禅文学”的代名词。
从作者构成上说,禅诗包括两大部分,禅僧的禅诗和文人的禅诗。禅
诗是中国诗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万首左右,从内容上分,禅诗又可分为禅理诗和禅意诗两类。禅理诗,又可分为示法诗、开悟诗、赞颂诗等,这类诗富于禅家的哲理和智慧。禅意诗,包括山居诗、佛寺诗、游方诗等,此类诗充满禅家超凡脱俗、淡泊宁静的情趣。禅属于宗教,诗属于文学,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都追求言外之意,都注重启发和象喻,都需要深切而敏锐的感悟。禅通过内省体验,产生妙语;诗那么将如是妙语形诸文字。禅与诗结合,使禅从不立文字到文字禅,禅师们寻章觅句,常在文字上下功夫。诗与禅结合,使诗别开生面,充满理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两者相得益彰,互为相长。真所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所谓禅理诗,确实是将禅理引入诗中,弄得不好往往只有诗的外壳,禅的筋骨,而缺乏血脉灵魂。只有两者结合得好的禅理诗,才具有诗趣,如苏东坡的《琴诗》:
假设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假设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真正的禅诗,是那些句不言禅,诗外有禅的禅意诗。如王维《辛夷坞》,令人回味无穷: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无一字言禅,但禅言溢于辞表,读后令人“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布袋和尚也有一首通俗浅近而禅理深蕴的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禅诗的出现与兴盛,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妨碍深远。为禅宗的进展推波助澜,锦上添花;不仅改变了一代诗风,而且妨碍到人们的审美意识。
历史上闻名禅家诗僧许多,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德清、敬安等等。他们写下了大量禅诗。其中一些名作广为传颂,如神秀的示法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以及慧能的示法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但相比较而言,文人的禅诗妨碍更大。历史上,许多闻名文人崇信禅佛,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有些文人虽不信佛,但亦受禅诗妨碍。崇道的李白也写下了《庐山东林寺夜怀》一诗,其中有“宴坐寂不动,大千人毫发”之句,充满禅味,尊儒的杜甫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禅诗对审美意识的妨碍,集中表达在以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道理,先后涌现出了许多以禅论诗的诗学著作,如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在中国诗学进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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