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0501018 杜维凤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再思考 - 图文

体的领导工作，他们的言行直接代表着全俄工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20]

另外，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资本主义不仅冲击了贵族地主家长制，并且开始逐渐担任国家公职从而控制政治。奥布朗斯基在债务缠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继续过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个鲁里克王朝的后裔，不顾贵族的尊严，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待了两个钟头，才在波里加力诺夫开办的银行中谋取了年薪近万卢布的委员职务，继续助长着原本就贪图享乐的腐败风气。“贵族地主阶级虽然还有着一些美丽堂皇的外壳，但已经被资本主义这个具有无限吞噬力的暴食性害虫给蛀空了。”[21]这也充分展示了贵族阶级在对抗洪水猛兽般的资产阶级中的艰难境地。资产阶级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推动着资产阶级成立自己的组织——全俄工商代表大会。并且“该组织确定对政府有关铁路运费、关税、官方订货价格的意见，协调全俄企业家的关系。全俄工商代表大会号召全俄资产阶级积极涉足沙皇政府的自治机构，为其经济活动创造条件。”[22]

于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喀山省的选举，正是资产阶级要“夺权的体现”。选举时自由派贵族要选一个新的、现代的、有本事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代替原任守旧派贵族头领。守旧派与自由派在选举中相互攻击和谩骂，甚至耍阴谋，二者仿佛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最后以自由派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这次选举，表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得势，因为“自由派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上开始从半农奴制经济过渡到更为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与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23]“喀山省选举”正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政府进行城市自治改革的缩影。政府设立了城市自治局，自治局的重要官员大都为财产殷实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担任，从而引起一直把持政权的贵族阶级十分不满，其代表戈里津抱怨说“我们的城市自治局在堕落，它完全落到某个特列基亚科夫（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常务副主席）的手中，一切都完了。请问，是谁纵容坏了这些有钱人？”[24]

俄国社会的一切都开始被重组。到19世纪末，俄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地位已经确立，作为一个新的阶级改变了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为俄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成熟，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阶级。当进入20世纪后，随着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俄国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的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推动着俄国的现代化进程。

12

四、社会思想文化界的“混乱”

纵观世界发展大势，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往往以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先导，近代几乎每个国家在进行社会转型之前都经历了思想启蒙的历史阶段，俄国也不例外。1861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思想界十分活跃，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看到资本主义对俄国社会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俄国贵族阶级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贵族分化为顽固的保守派贵族，如卡列宁、密海尔等人，他们专横、自负且冷漠，这类贵族作为俄国的官僚统治阶层不敢正视变革后的社会生活，甚至觉得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就是毁掉了俄国。他们竭力抵制着资本主义的泛滥，抵制着一切的变动与进步。而另一部分贵族则欧化为自由派，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奥布朗斯基、沃伦斯基、史惠兹斯奇等人就是这类贵族的代表。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并力图去迎合这股思潮。比如说奥布朗斯基，虽然有着世袭爵位的尊贵身份，却也认同自由主义的思想，认为俄国社会的一切都是坏的；他做礼拜时会累的腰酸腿疼，因为他听信自由派所说的宗教只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他开始胡作非为，在外边乱搞，并认为婚姻是一种完全过时的制度。作为主人公安娜，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英国书籍，唤醒了她感情上的新生，她觉得和卡列宁结婚，是很可怕的错误。安娜希望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美好的爱情与自由的生活。她冲破囚禁了她八年的枷锁，终于使她喊出“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心声。这种自由主义的风气，使年轻一代开始争取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们都坚定的相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一些老人也说：“现在是抛弃一切旧习惯的时候了。结婚是青年人，并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去做吧。”[25]传统的道德风俗观念正随着贵族地主阶级的崩溃而被瓦解的七零八落了。

其次在知识界，小说通过对列文三兄弟思想分化的描写为缩影，充分再现了七十年代俄国社会人们的精神风貌。塞尔吉·柯兹尼雪夫是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通过和大学教授讨论社会经济与哲学问题，写成了《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论著。尼古拉·列文是激进主义的代表，他清楚地认识到农奴制改革只是场骗局而对农民毫无改变，他痛恨自己出身的特权阶级，“资本压

[26]迫工人??劳动的全部利润??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从他们手中夺去了??”

这类人是贵族阶级的叛徒，并且具备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这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

13

冲击着沙皇的专制制度，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的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渐渐旧的思想枷锁中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笔者看来，托尔斯泰用重墨描写的康士丹丁·列文具备着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想。七十年代俄国的知识分子胸怀大志，希望能够拯救俄国，拯救农民，但却受到俄国传统势力的重重阻碍，他们需要冲破强大的沙皇专制统治以及根深蒂固的农奴制经济，特别是自己身上继承下来的俄国传统的思想。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往往是有心无力，四处碰壁受挫，自责成为他们的一种群体情绪。“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对‘民众’或‘无产者’。”[27]这类俄国贵族在如此矛盾的心情下，形成了一派“忏悔的贵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主义运动最为高涨的背景下，‘忏悔的贵族们’脱去了华丽的服装，穿上粗俗的农民服装，高喊着‘到民间去！’走乡串户，去发动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农民，但‘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他们由极度失望而走到极端行动。”[28]由此看来，列文的土地改革意识正是民粹主义思想的恰当体现。他苦苦探索的土地改革的失败让他感到极度痛苦，从而陷入了世界观的危机，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让他想到了自杀，最后，小说中的列文只能从宗教中寻求解脱。“革命者的每次失败都引发出精神的消沉和全面的失望，也表现在各种宗教和道德的曲解之中。更具神秘倾向的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极端的宗教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其他一些人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决定论中找庇护；另外一些人则变得玩世不恭，蔑视世界和他们自己的精神意识。”[29]而托尔斯泰笔下痛恨自己出身的尼古拉·列文正属于后者。

需要承认的是，大改革也的确使一部分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改变。苛重的赋税以及高昂的分地赎金使农民纷纷破产，迫使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的情况逐渐增多。在城市里，他们的视野也开始移向世俗的价值观念，开始接受新的事物，开始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改革前，农民的信条是忍耐、自我牺牲、团结、平等、公正和互助，改革后，则变为理性和精打细算。”[30]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在对割草进行分成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草料，他们精打细算，还打算欺骗列文。农民不再忍耐，不再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与贵族地主做着斗争。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渐变，正是托尔斯泰眼中全俄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

14

五、农奴制改革与俄国现代化道路

关于现代化，罗荣渠先生这样理解：“从历史角度来透视,广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31]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使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变。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对俄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的剖析，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社会的全面而深刻变革。

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为贵族阶级的托尔斯泰，也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这次改革是俄国历史上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 它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需劳动力、市场和资金, 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加速了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政治上也由过去的沙皇专制政权逐步变成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32]

托尔斯泰怀着十分恐惧的心理看到资本主义在俄国社会的泛滥，使

得贵族地主逐渐走上衰亡的道路，也让大批破产农民涌向城市，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俄国农民也走上了特殊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然而，“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作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 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33]这就使俄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不同步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了托尔斯泰眼中“混乱”的社会。《安娜·卡列尼娜》里通过喀山省的贵族选举，把这个时期政治改革的真实面貌如实描述出来，将沙皇专制制度改革彻底揭穿。对于这场有名无实的改革，列文是这样表述的：“三一节日我们所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枝，但我却不能给这些桦树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34]这种装潢门面的“民意”机构，本身变成了结党营私的一种工具。究其原因，是“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自上而下的社会调节成为专制制度的基本运行机制，沙皇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5]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