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展变化，石毓智[7]论述了整个介词的宏观虚化机制；在关联词方面，张炼强[39]分析了“X时”的语法化过程，李泰洙[40]以《老乞大》四种版本的实例为据，也对假设语气词“时”的语法化过程作了探讨；在结构助词方面，冯春田[41]、江蓝生[42]分析了结构助词“底（的）”的来源等。
石毓智、李讷[7]是迄今为止汉语语法化事实研究方面一部较为全面的专门性力著，但仍还遗留下不少未竟工作，如连词的语法化问题等都未分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和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是注意语法化问题并作了充分诠释的两部重要词典。总的来说，各事实领域的语法化研究还不充分，离能够描绘出由轨迹、年代及其各节点上动因与方式组织起来的汉语语法化总体轮廓，还有较远距离。 二 研究方法的创新
如果把虚化研究中已形成的传统研究模式概括为：(1)以个例词或词条式研究为纲，(2)以传统语言学为主要理论基础，(3)纯粹单一的历时眼光等，那么可以说，我国的语法化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方法的创新，代表着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方向：
2.1 共时变异的研究 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Variation)是语言历时演变(change)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虚化最终是一个共时平面上的、心理语言学问题，[6]所以把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结合起来，应是语法化研究的最高层次之一。汉语语法化研究在这方面的突破性工作以张伯江、方梅[20]和李宇明[36]、方梅[43]等为代表。 张伯江、方梅[20]指出，历时系统中的形式兴替和共时系统中的功能分工实际是有关系的。新形式总是从有标记向无标记发展，意义越来越宽泛，旧形式则从无标记向有标记退化，意义越来越狭窄，如表尝试范畴的“VV看”结构式兴起后，原有的尝试表达式“V看”里的“V”就只限于明显带尝试义的动词了。书中又以指代词的虚化过程为例阐述了以下原理：同一个词在共时系统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用法，表明它正处在语法化的动态过程中，可用动态、历时的眼光分析词在共时系统中的变异及其原因、途径、认知依据。这跟虚化特征链原理相吻合。 李宇明[36]在共时句类功能的宏观框架下，探讨了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机制，认为疑问标记在下列情况将不表疑问或不能很好表达应该表达的疑问信息：(1)用于反问句；(2)非是非问疑问标记用于是非问句（如“你想吃点什么吗？”）；(3)用于呼应同指式（如“谁不爱听谁退场”）等八种可致衰的非疑问句。这三种情况既是致衰条件，也是衰变标志。疑问标记衰变后，转表否定、任指、虚指、定指、互指、列举、条件等。疑问标记负载的疑问信息量越大、越具体，越易衰变，比如疑问语段层（如特指疑问词、X不X疑问式等）就最易衰变，而疑问语气层（由疑问语气词构成）和疑问语调层只在反问句中才发生衰变。异层的多个疑问标记可共同传递一个疑问点，造成疑问信息的羡余和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如“你到底去不去吗”中，“吗”的疑问衰变就起因于两层疑问标记的复用。李文等于告诉人们，一种语义范畴的表达式若置身于一个与之意义略有抵触的句式或其非典型用法，可促成该范畴的衰变，并且这些致衰句式是可被归纳的，从而提高了语法化的预测能力。
方梅[43]从语用角度揭示了话语交际对语法化的作用。它以连词“所以”为例，分析了日常话语中后项连词的弱化机制。当后项连词在日常口语中不能添补上与之匹配的前项连词时，其真值语义关系实际被话语衔接作用置换了，即发生了“语义弱化”。比如，后项连词“所以”原表结果（前后项有直接因果关系），
弱化用法表结论（前后项有论证关系），也可进一步弱化，表话题的找回或结束一个话串等，弱化时的“所以”不能配上表原因的“因为”。为什么后项连词会出现语义弱化现象？从信息内容看，汉语常规句的核心成分大致构成一条左轻右重的矢轴，因此汉语主从复句的常规语序一般都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方文说，汉语复句的前项连词语义负载相对较轻，因此常可“省略”。（注：事实上，在口语里人们常常宁可用重音来增强前项的语义负载，也不愿择用前项连词，只有在表达缜密逻辑思想的语体或场合才使用成对的关联词。在变式里，由于汉语常以语序的超常变式作为表现强调信息的手段，所以后项的次件连词语义负载转重，往往不得删略。）这样，后项连词就少了一项约束，多了一点自由表现的空间，当它将话语衔接作用吸收进词义后，弱化便开始了。话语衔接作用固然是弱化的信号，但并非绝无真值语义关系的意味，比如在论证关系中，后项连词有时不过是表达前项大语包（涵盖整个上文）和后项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像典型场合表现的近距离小范围内（句和基本句群）的逻辑关联罢了。
共时分析可给语法化研究以有益的启示，反过来，语法化成果又可指导、服务于我们的共时分析，沈家煊[6]也说；“实词虚化的过程能为共时语法现象提供一种重要的解释。”比如，学生对“负责／送你去医院”的结构关系有述宾和状中两种判定结果，两种结果都应予以承认，因为“负责／VP”这种用法是从“负责／NP”（如“我负责这件事”）的用法泛化来的。动词所及范围由带名词性宾语泛化到可带谓词成分，并因在信息分配上处于次要动词地位，进一步由述语功能转成状语功能，这是汉语的一种常见语法模式，“负责／VP”中的“负责”正好处在由述语虚化成状语的中间线上，不同分析结果表明对不同虚化层次的关注。在同样是由“想／NP”（如“我想她”）泛化而来的“想／VP”（如“我想去北京”中，“想”已完全由述语虚化成了状语，就是说，心理动词“想”完全助动词化了。所以，一般把“想／VP”分析作述宾关系，不从刘月华等(1983)分析的状中关系。又如学生对“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的复句关系有并列和转折两解，学生认定为转折关系的理由是，后项用了“单”。“单”表少量，少量范畴本是非关联性的，它确可出于委婉原则，向转折关联功能扩张，并具有语言普遍性。如汉语转折连词“但、不过、只是”本意都是“只、仅仅”，英语转折连词but也有“只、仅仅”的意思，满语damu作副词时表“只、只是”，作连词时表转折（但、但是），但汉语表少量范畴的副词“单”既没有连词化，也未将此处的临时性弱转折意味凝成一个义项，所以不能作为转折标记，此题仅支持并列一说，这一解释可让学生信服地放弃原来强调的理由。
2.2 词汇兴替的宏观观察 从词义分析的角度看，语法化只是词的多义发生学的一部分，因此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宽视野，把语法化纳入到整个词汇兴替的宏观背景下来研究，这以刘丹青[16]、李宗江[44]等为代表。
刘丹青曾就尝试范畴的语法化引发一段论述，认为非典型用法的势力增大，有一个量的变异过程，他说：“语法化似乎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程度，即不足、充分和过度语法化。过度语法化的结果是语法范畴弱化、消失或重开新一轮语法化过程。新一轮语法化往往也是以新的不足语法化为起点的，形成一种语法化的循环。”（转引自张伯江、方梅[20]）他所注意的不止是孤立的一次语法化过程，而且是若干次或理论上无数次语法化之链，并把这些链接的语法化过程置放在词汇兴替的大背景下，这就把问题上升到了更高的历史层次。石毓智、李讷[7]也曾指出，“理论上讲，词汇替代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刘丹青[16]进一步从理论
上提出并分析了“更新”、“强化”等词汇手段跟语法化的关系，词汇更替因素的掺入，使语法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新老词汇形式交替叫“更新”，如汉语用当时还比较实在的“在、对、向、被、比”等取代上古很虚化的介词“于／於”，新老词汇形式并存归“强化”，如“于（介词）”因强化需要出现“在于（复合介词）”，“在于（复合介词）”又因弱化或虚化的带动沦为“在”。刘文说，“更新和强化属于语法化的逆向产物。为了维持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常在语法化的一定阶段加以更新或强化。更新和强化的产物本身也会因语法化而走向弱化，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永恒动态。” 李宗江[44]在具体的历时研究中，把功能词及其每种功能义项的语法化过程放在一系列相关词的竞争角逐、角色分担的大舞台上来观察，体现了索绪尔式的系统精神和价值精神。
把语法化置于词汇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可以从理论上把词汇化和语法化明确区分开来，达到分析的进一步细化。若A、B代表词形，a、b代表词义，则A的语法化可表示为A(a→b)，a的词汇化可表示为a(A→B)，词汇化和语法化互相作用，一个词汇更迭的过程可以包含若干个语法化过程，即有a(A(a→b)→B(a→b))，若干个语法化过程反过来又可以造就一组同义形式，即有(a(A(a→b);B(c→b))。如果把从直接起点义项到虚或半虚的目标义项间连成的矢轴叫一个化段，那么虚义项或半虚义项多于两个的多义词必拥有两条以上化段，多条化段的组合在理论上至少有四种结构：链接式(a→b→c→d)、平行式（a→d,c→d，它们由语法化现象以外的实义性演化关系a→c桥接起来）、发散式(a→b,a→c,a→d)、综合式(a→b→c，b→d)。同一个词位的所有化段的集合及其轨迹构成一个化位，一个化位只存在于一个词位中。什么是一个词位？词位是由一个词的各种历时变体构成的，这些变式起因于弱化（如：［了 ｌｉǎｏ］、［了 ｌｅ］、缩减（如：［没有］、［没］）、合音（如：［不用］、［甭］）等各种损耗方式。词跟它经过造词加工而成的其他相关形式下构成一个词位（如［生］／［生命］）。不同化位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可历经数个阶段由相当实在发展到最虚，有的可能发展到半虚就在跟其他化位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外在的词际挤压力和竞争力、自身语义范畴的内在制导力、句法环境的强制力等各方面力量的合力，决定一个化位在词汇和句法舞台上活动的生命。正因如此，不单要分析为什么会诱发语法化现象，还要分析为什么有些语法化现象不会发生，这就要求人们不要单把注意力放在链接式化段结构上，而忽略其他化段结构的可能性和对它们的分析。
2.3 语言普遍性的研究 语法化可以纳入到语言普遍性领域来研究，在专门研究时对它表示特别关注的以马清华[45]和石毓智、李讷[7]等为代表。 马清华在《文化语义学》“理据”一章分析了具有强普遍性的词据、概念理据、义类理据，认为起点词本身的义类特征可作为语法化的某种激励因素，即以义类诱因引发语法化现象，而且其语义条件往往具有语言的普遍性。越到高层抽象的意义层次，概念理据就越表现出趋同性，抽象的实义词（如喜悦概念词）是这样，抽象性更高的语法意义更是这样，如在许多语言里，强级程度义往往是数量多、吓人、死、坏、好等意义的词发展而来。[45]义类特征往往是语法化活动的先决条件，比如空间义类可以扩张出时间义类，不管“在”和“从”在概念上有怎样的不同，都遵循这样一条虚化的规律，反过来，既有的时间义类却不可能向空间义类演化。马清华[4]通过广泛的语言比较，揭示出并列连词由表并列关系发展到表示接、转折关系的普遍性语法化轨迹，如古汉语“而、且”表并列，
也表转折，黎语（属壮侗语族）连词表“又”，又表“却”，越南语ｍà
是并列连词，同时又是转折连词，法语连词et表并列，又表转折，德词连词und表并列，又表转折，《英华大词典》指出：英语连词and表并列，又表转折。 石毓智、李讷[7]指出，语义范畴最终决定哪些动词最容易演化成介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语义范畴的词往往属于同一词类，比如英语中跟汉语介词“被、给、为、用、通过、从、在”等的语义范畴分别对应的是by、to、for、with、through、from、at等，也都是介词。而且英语介词的句法特征跟汉语的一样，只具有与指示时间信息无关的带宾语、被否定等动词句法特征，而失去了与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时、体、态、人称等动词句法特征。他们从像义词的语法化研究中得出启示，“只有具备某种语义特征的词语才适宜演化成某种语法范畴”，认为概念相同的一组词，由于语法化时间不同，句法环境也有了变化，最终的功能也会因此而各具特色。
在相反的方面，诸如“桌子”这样的词无论如何也不能发展出假设等关联义。这就验证了“语义先决性原则”[46]。孙朝奋[1]说，“虚化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实词的词义本身。”沈家煊[5]曾提示人们：“为什么有的实词经常虚化，有的实词几乎从不虚化，为什么有些实词朝这方面虚化，有些实词朝那方面虚化？这方面我们知道很少。”语法化中的语义先决性原则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
语法化研究将得益于普遍性研究，因为单一语言的古代证据有时是不充分的，凭古代书面资料中当事义项的有无、出现频率的大小、拟古音声系统等构拟出来的虚化序列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序列，只能说是以一种不确定的、可能几率接近于事实序列，横向、共时的比较语言学证据可作为对历时研究的必要补充，以加强说服力，正因如此，索绪尔也将“由古及今”的正视法(prospective method)和“借今溯古”的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看作历史比较语言学两种不可缺一的方法。另一方面，语法化研究也可服务于普遍性研究，它能引导我们发现人类语言更为深刻的共同认知本性，成为语法认知功能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对语法化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具有不低于语法化其他任何课题的重要性。如果说汉语语法化研究主要归功于近代汉语学者，那么语法化的普遍性研究将特别寄希望于民族语言学者和有古汉语素养的外语学者，方言学者也将能为语法化的语言比较研究作出贡献，孙朝奋[22]、梅祖麟[47]、江蓝生[2]、刘丹青[16]等在分析中就巧妙利用了方言的活材料。普遍性研究在实证性、细节性上不可避免地逊色于具体母语的研究，但普遍性研究的不足也反过来提高了对其解释性、普适性和方法论的要求。总之，普遍性研究跟对某一时期某一语言的细致研究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语法化问题的语言普遍性研究，大都是从语义范畴入手的。就是说，以语义范畴为纲的研究往往是普遍性研究的基础，两者互有联系。
2.4 注意结构体系性变化对实词虚化的影响 虚词和结构是句法系统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结合句法结构来看虚化，已是语法化研究的既定方向之一。“重新分析”、“次要句法位置的固化”等业已形成的语法化机制理论，就是在跟句法结构的关系中观察得出的。不过，这多针对具体某种结构而言，实际上，整个虚词手段的产生、兴盛及其虚化轨迹，都可放在句法类型或句法转型这种结构体系的背景下来考察（当然，虚词手段的变化也会影响结构的变化）。注意结构体系性变化对虚化的影响，是语法化研究的一个全新而颇具慧眼的视角。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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