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犹太人的历史

有了初级工业、跨国贸易和近代金融业的哈尔滨已经初具国际商贸城雏形。 除创办企业以外，精明的哈尔滨犹太人当然不会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商业活动。1906年和1907年，犹太人先后开办了哈尔滨最早的烫发店和西服制衣厂，培养了一批中国技师。 鲜为人知的是，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引进西药的城市之一，“松花江”、“莫斯科”和“普希金”大药房，在当时都是犹太人销售中西药比较著名的地方。据记载，当年在哈尔滨及中国东北地区从事西药贸易的几乎全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哈尔滨人。”按照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研究员说。

在中央大街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栾芳坦言，“犹太商人的团队精神影响了中央大街上的商家。”就在各区域的商家们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时，中央大街的商家团结一心，成立了中央大街商会，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共同发展、共同赢利的竞合商圈。栾董事长同时指出，犹太商人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也影响了中央大街上的商家们。“犹太民族找到了两条重要的生存之道：一是不断地学习，因为知识是抢不走的财富；二是不遗余力地赚钱，因为资本是永续发展的基石。” 她提到中央大街上的一个优秀商业企业--“哈尔滨中央商城”。20世纪初，它曾经是犹太人开办的一家服饰店，尤以经营爱尔兰的格呢、法国的香水、欧洲的珠宝而闻名。“今天的中央商城就是一个以文化兴商的学习型企业，它以犹太人‘知识就是财富’为企业的座右铭，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先学一步，先赢一步，已成为一家集世界名品于一身的大型百货店，被评为‘全国名牌商业企业’”。她还说，犹太商人对顾客信守承诺的理念也至今影响着中央大街的商家，“‘信誉为本，诚实经商’是我们中央红集团的经营理念。” 曲伟院长表示，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他们开创的经济与贸易奇迹不可轻视。根据其研究发现：哈尔滨犹太人占外国人在哈尔滨人数总量不过1／10，而从事经济贸易人员所占的比例却达到1／2；纵观“中央大街”这条寸土寸金的百年老街发展历史，犹太人在这条街上建设与经营的网点之多位居多国前列。他指出，哈尔滨犹太人敢为人先，虽然人数最多时占哈尔滨人口的比例不过5%，但是他们在哈尔滨开展了较早的资本运作、最早的规模经营（20世纪初犹太人就集中于中央大街兴办各种金融、保险、商业、贸易、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最早的赛马活动（1905年就建成赛马场，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办大规模的赛马活动）、最早的商业贸易、最早的降价促销（1911年犹太商人亮出价格下浮30%-65%的打折广告）、最早的食品加工之一（1905年就创办了联合啤酒饮料厂），等等，“在诸多方面成为哈尔滨经济贸易活动的‘拓荒人’与‘领路者’，同中国一起创造了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繁荣的奇迹。

哈尔滨素有“音乐城”之称。在征集犹太史料过程中，李述笑研究员发现，犹太人曾为这座城市成为“音乐城”送来过一曲意义深远的“西洋和弦”。1919年，哈尔滨成立了铁路俱乐部交响乐队，在这支哈尔滨第一个交响乐队中，指挥、首席小提琴手都是犹太人。上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在7年的时间里，这支荟萃了世界一流音乐人的交响乐队，在哈尔滨举办了136场音乐会。哈尔滨人就是从那时开始聆听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等音乐巨匠的作品。后来，交响乐团由于有了一批犹太音乐大师的加盟，使之成为可与上海的交响乐团媲美的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大交响乐团之一。另外，1921年5月，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校成立。许多犹太音乐名人在哈尔滨各音乐学校任教。其中赫赫有名的彼得堡音乐学院金质奖获得者、世界著名小提琴家特拉赫金贝尔格和后来成为柏林交响乐团首席的赫尔穆特·斯特恩，均借助学校传播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找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从组织乐队、到创办音乐学校，犹太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推动着古典音乐在哈尔滨的燎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批哈尔滨犹

太人迁居欧美。但经他们巩固的古典音乐却从此留在了哈尔滨，音乐已经成为这座新兴城市推介自己的一张名片。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市民家中拥有的钢琴数量达到4万台左右。 在曲伟看来，哈尔滨犹太建筑是世界犹太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饱经沧桑磨难，但多数的遗址遗迹基础框架仍然保存完好，至今风韵犹存。为哈尔滨这座中国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欧式建筑艺术“博物馆”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光彩。

“哈尔滨是中国极富于国际交流传统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许多犹太人曾以哈尔滨为聚集地，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陈昊苏会长认为，中国人民以友善的姿态接纳了犹太文化，而犹太文化也发挥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到了今天，这一切又成为我们发展与以色列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历史性因素。”（供稿；《北京周报》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0月11日

永记中国的恩情：二战来华犹太人几乎全部幸存 本篇文章来源于 www.xilu.com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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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工的诺亚方舟：战时中国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

国家历史2011-06-02 12:16

《看历史》文│杨智友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中国上海成为犹太人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生存的威胁，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亡，而中国上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笔者最近发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详细记载了重庆国民政府筹议此项计划的始末。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

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水晶之夜

自1933年1月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犹太人的灾难便开始了。出于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纳粹德国开始排斥犹太人，将其视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从对犹太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再到把犹太人驱逐出境。

1938年11月7日，为了报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个叫做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17岁德籍犹太难民闯进德国驻法大使馆想刺杀德国大使，但出来接见他的人却是一位年轻的三等秘书。犹太少年不由分说，向其腹部连开三枪。9日，倒霉的秘书伤重不治。

这天晚上，纳粹党的头子们在希特勒和戈林的领导下正举行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十五周年的庆祝。接到来自巴黎的凶讯后，希特勒丢下一句“应当放手让冲锋队行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797页（纽伦堡文件3051—PS））。庆祝会结束后，第三帝国迄今为止最疯狂的排犹运动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

11月9日，这个到处起火、全国鼎沸的夜晚注定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9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涌上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这一夜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就像是水晶般闪闪发光，时人因此将这黑色的一夜揶揄地命名为“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数目难以统计，大约三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中被捕，被送往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悲惨地死去。这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1938年11月12日，纳粹德国紧急制定了剥夺犹太人尊严和权利的措施。内容包括：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戴有“J”字母的侮辱性标记；甚至还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德国《国家公报》公然宣布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并且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赶入犹太隔离区。以上种种的清洗措施使得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奈之下只有背井离乡，流亡世界各地。

在德意志这样一个号称有上千年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竟有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发生，不免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惊。许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度纷纷施以援手，尤其

是中国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千上万的“被逐犹人汹涌而至”。（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除了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外，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是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上海自清朝末年就出现的租界完全由西方人管理，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占领了非租界区。此时，中国政府撤出，汪伪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国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放签证，如此这般，租界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这无形中为慌不择路的犹太难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挈妇将雏，不远万里，辗转逃亡到上海，将其当做第二故乡。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形如“孤岛”，“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且周边被德国的盟友日本军队占领，犹太难民衣食堪忧，缺医少药，处境艰难。尽管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为他们募捐；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压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都是杯水车薪。犹太难民的境况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一项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为他们打造一艘诺亚方舟。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诺亚方舟

身在陪都重庆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时，“英国欲以巴勒士坦为犹太人建一永久之所”，虽然“引起当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对，乱事至今未戢”（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但这给了孙院长灵感，能否在中国划定一块特区作为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呢？经过深思熟虑，1939年2月17日，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

提案理由充分，办法可行。虽不乏利己成分，但对犹太难民的拳拳关爱之情跃然纸上。兹录如下：

（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拉（即希特勒：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