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思想浅论

孔子中庸思想浅论

李正民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笔者认为:孔子的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运用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来调节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度”的哲学。郑玄说:“中庸，中和之为用也”(《中庸注》);焦循说:“盖凡事皆有两端??而皆有宜，得所宜则为中”(《论语补疏》)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至德”的“德”，乃全德之名，包括诸德，实与“仁”同义;而其所以为“至”，乃是“至宜”、最合适、恰到好处的意思，决非指顶点、极端，也不是折中、平均。这样，作为“至德”的“中庸”，就是内在的“仁，及其表现形式、“仁之方”。把“中，，理解为“中和”，就成为一个表示立体动态的概念:它不仅要求横向的不左、不右、不高、不低，而且包括纵向的不前不后，运动的不速、不缓、思维和行事的无过、无不及，而检验它的唯一标准，便是事物自身(包括“我”)及其发展规律。把“庸”解为“用”，又强调了它的实践性。这样，“中庸”实际上概括了调查、研究、决策、实践的全过程。它不仅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仁之方”，而且是人的一切活动的优化系统。其表现形式，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合乎规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高度自由，所以孔子赞为最高的道德。而实际上人们的行动，往往非偏左即偏右，或过或不及，所以他又感叹说大家长久地缺乏“中庸”，总是不能恰如其分。“中庸”之所以为“至德”，可从三方面理解:一、“中庸”是主体的内在要求，由人的本性决定，人类依其本性自然地追求其自身诸方面的适度，即自我感觉的恰到好处。二、“中庸”要求依据主体的愿望改造客体，使之恰到好处。借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中的话，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三、“中庸”又要求主客关系的适度、和谐;而达到关系的和谐必然要求对主客体两方面均作适度的调整。就人的本性而言，其主观愿望是要改造客体以适应主体，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事实上不得不同时改造主体以适应客体，亦即主体方面不得不克制。甚至付出若干牺牲，才能求得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所以，能够自觉地认识并作到这一点，就成为主体的“至德”，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哲学就这样与“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构成一个系统，并为后者服务，其目的自然还是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安定、和平。今天，孔子所维护的政体已一去不复返，但“中庸”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生和社会哲学，却永远不会失去它的根本意义和现实价值。“中庸”二字连用为一词虽然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孔子关于中庸思想的表述，却屡见不鲜。如:《论语、先进》:“过犹不及。”;《尧日》:“允执其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还有“欲速则不不达”、“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等。此外，在先秦的不少典籍中，也有关于a中庸”的论述。如《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左砖、宣公十五年》:“士伯庸(用)中行伯(霸)，君信之，亦庸(用，士伯，此谓德明矣。”思孟学派还编写了《中庸》这篇专论石所以王通《中说》指出:“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在孔子之前，《尚书、酒浩》、《周易》中的《井》、《损》、《未济》等章节中都表现了尚成中”的思想，但还是零碎的，处于萌芽阶段，到『孔子才成熟，成为中庸思想的伟大奠基者。而在孔子之后，汉以来的不少学者附庸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曲解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它变成了和稀泥式的庸俗市侩哲学，成为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讽刺的那种“折中、调和、平正、公允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一

付别个无不偏激，独我得了中庸之道”的媚态的猫的哲学。因此，本文所谈的中庸哲学，只就孔子本人的思想立论。“中庸”作为一个高度概括的哲学命题，比仁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中庸”要求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合于客观事物的“度”，以避免矛盾的激化，求得主客体的和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它深刻地反映了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在特定的界限以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超过这个界限，事物就会发生质变。因此，准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度，才不至于混淆不同质的事物，才能够在质量互变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保持相对平衡、稳定、和谐的发展。“合度”，是对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处理主客体关系的科学摹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调节主体之度以适合于环境，二是调节客体之度以适合于主体的要求。在《论语》中，前者如非礼勿言、勿视、勿听、勿动，使主体行为合于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颜渊》);后者如《子路》篇所写: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总之，要达到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孔子曾经将中庸原则，广泛地运用于自然、人生和社会:用之于自然界:“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孔子钓鱼，但不一网打尽，射鸟但不射归巢的鸟，一一《述而》)，这实际上是注意到了保持生态平衡。用之于政治:子日:，’.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子路》)。这里的“中”，就是适度、得当。子日:“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一一《里仁》，杨伯峻译文)，这也就是《微子》篇所说的“无可无不可”，不能事先有个主观的框框，一切要依事物的实情应变，“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狱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这是说，即使对国君之忠，也有一定的度，一定的原则，而非绝对服从，所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于经济:子日:“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这里的“均”，人们往往理解为“平均”、“均匀”，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怕社会财富少而怕分配此件不当。“均”是指按等级、技比例的“合礼”分配，如果解释为绝对平均主义，那岂不是将‘维护周礼等级制的奴隶社会思想拔高为“均贫富”的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口号了吗?这与蝎力维护“君臣父子”不平等名分和待遇的孔子的一贯主张，毫无共同之处。用之于修身:《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节制自已的私欲，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j卜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根绝了四种毛病，他不臆想，不绝对肯定、不固执、不主观武断)，这就是说，一切根据客观事物的“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不主观武断)。这就是说，一切根据客观事物的“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不仅主观臆想要不得，道听途说也不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一一《阳货》)。必须亲自深入调查，“每事问”(《八悄》)，才可能了解准确，处理事当。这个道理是普遍适用的，即使象周公那样德才兼备、如果“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己”(《泰伯》)，这便是因为骄则“过”，吝则“不及”，皆不合中

庸之道。人们“修身”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了合度，即适应环境，但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故具体要求又因人而异，比如，遇事三思而后行，可以少犯错误，但季文子这个人却是顾虑太多，优柔寡断，所以孔子认为对于这类人来说，“再，斯可矣!”(想两次也就可以了。一一《公冶长》)，这是孔子中庸哲学的细微处。在《论语·微子》篇第八节，孔子列举出三种人(不降志不辱身者、降志辱身者、隐居放言者)之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无可无不可”，虽然只是就作人而言，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于中索之道的极为精采的哲学概括。孔子曾经在河边看着流水感叹地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已经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永恒运动。世界事物之度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千变万化，均与我不同。若以我固有之度当万变之度，必无一合，所以是“无可”，若我因其自身之度，采取各适其度的不同态度、方法和行为，并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对它进行适度的改造，使可恰如其度，恰到好处，所以又是“无不可”，这样，中庸

哲学便与“皆可无不可”的折中主义、平均主义划清了界线，“无可”即必然，“无不可”即自由，也就是由曾点表述的孔子所深深向往的那种象征“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一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先进》)。从“无可”到“无不可”，概括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发展的人类史历进程。应该说，孔子的中庸哲学，已经表现了对于事物的矛盾统一和质量互变的天才觉察，因而含有超越特定时空的真理性。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之时”，孔子思想之所以能有悠久的生命力，“中庸之道的”时空适应性，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孔子的中庸哲学，立足于人的主体意识，在对客观世界适应的过程中也含有融汇和改造，复杂的事物经过“中和”，转化为非自然固有的新事物，如制礼、作乐等便是。所以，中庸之道是以积极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认识和处理矛盾，实现人类与自然、社会和谐共进的正确途径，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中庸哲学的无处不在，矛盾的永恒性决定了中庸哲学的万古长青。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文系) 一50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