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 学：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教育改革

佐藤 学：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教育改革——展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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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 学：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教育改革——展望与哲学

Sunday, September 10, 2006 | Author: science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教授的理论见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高瞻远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今天在黎加厚教授的blog里再次看到推介，于是转发于此。这篇文章只是其思想的一部分，但对于我们认识课程改革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的意义是很有帮助的。 现将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佐藤学先生来我所交流的内容摘要如下。 一、关于学校的公共性

学校教育迫于全球化的压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迄今为止一直由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统管教育的公共领地，正逐步让位于共同体（community）份额与市场(market)份额。我们要认真思考转型期教育的公共板块的重新建构，到底应该以市场份额为中心，还是应该以共同体份额为中心。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作为探讨“学校公共性”的前提，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义务教育”、“公共教育”、“国民教育”这三个经常被日本的教育学混为一谈的基本概念。

这三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起源，拥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在欧美的历史上，“义务教育”是以新教教义与家长制道德理念为基础而产生的；“公共教育”是以教育的世俗化（脱离宗教化）与公共文化和人权思想的成立为基础而产生的，而“国民教育”则是以国家主义带来的国民统合的要求为基础而产生的。国样，日本的公共教育的起源也并不是引入欧美学校教育体制的1872年以后的“学制”教育，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自发产生的“共立”的相当于初等教育水平的“乡学校”和相当于中等教育水平的“共立学校”。

国家制度化的公立学校不一定是代表教育的公共性的学校。

日本的学校作为“公共教育”并不充分，而作为“私性教育”又不完善。

并且，日本的学校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下不断发展起来，而另一方面中等教育后期和高等教育却又是依赖于民间的私立学校得以普及，并依靠考试制度的市场竞争机制而得到发展，以实现通过教育促进向上层社会移动的“社会移动”功能的活性化。换言之，教育的公共性被国家主义所淹没、教育的私性化又被个人主义所掩盖而造成“公”与“私”的两极分化，并且

“公”与“私”又作为“国民教育”的主渠道处于相辅相成、并且是同案犯关系。在这种教育格局中所失落的是教育的公共意识，是学校作为公共空间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公共性”很难以改革的设想、哲学和政策来具体表现。我们首先来探讨“学校的公共性”的哲学基础，“公共哲学”是近年来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中心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公共性与私事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如没有绝对的私事一样，纯粹的公事也是不存在的。上述“公共哲学”，是基于市场机能、与社会圈的关联、与亲友圈的关联、与生命圈的关联、私事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市民社会（society)与协作社会（association)以及共同体（community)之间的相互关联等方面进行讨论的。在这些公共哲学流派中，我所提倡的“学校的共同体”与“学习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约翰·杜威的公共哲学。

二、改革的前提与原则

日本的学校教育同时具有先进性和落后性。其先进性体现在25年前就先于欧美各国达到了数量和制度发展的顶峰；落后性表现为至今仍然是大班型教室统一授课与过激的竞争，以及难以挣脱的以效率为主的课程设置。原来一直是中

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和以效率为基本原理的日本教育行政，现在正大幅度转变为地方分级管理体制。这种地方分权管理的体制改革，确实促进了地方团体多渠道支撑的21世纪学校建设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政策放宽＝地方分权”的另一方面也带有文部科学省放弃某种责任的性质。地方分权制是以地方政府和学校的自主性为招牌推进的，而事实上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任何一个都道府县（省级）以及市镇村级地方财政都明显削减了教育财政预算，维持公共教育制度本身都面临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和学校究竟如何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 使学校教育改革陷入困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学校组织与制度的落后性。尤其是多人数班级、统一授课、应试竞争、课程设置过密等，弊害深刻。这些落后性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的通病。在欧美发达国家，面向黑板一排排书桌的课堂教学形式、以教科书和考试为主中心的课程形态即将进入博物馆。欧美发达国家的课堂教学形式是小班型、围坐在一起，将课堂改善为组织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学习的有效空间；将教育课程由繁而浅逐步改进为少而深，这是一场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与课堂教学的改革。 尽管文部科学省以及大众传媒、教育学者们都试图鼓舞学校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然而，学校不能从外部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