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根源阐释中西方音乐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

宋玉、司马相如、蔡邕、阮籍、嵇康、王维、苏轼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也都是弹琴名手。甚至连“性不解音”的陶渊明，也备有一张“无弦琴”，每逢得意时便抱怀抚弄一番，并对友人解嘲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能于无声的琴中领略琴之趣味，获得创作与表演的娱乐，正是中国音乐“自娱说”的最好注脚。

中国的乐器，如琴、瑟、筝、阮、琵琶、箫、笛乃至二胡等，都是常常用作闲居独奏、遣兴抒怀、自娱自乐的。即使较大规模的合奏，也不是到舞台上，不是到勾栏中去迎合听众，获取掌声，而是在厅堂之内，或廊庑之侧，专供自己（至多包括家人和朋友一起）欣赏的。在中国音乐史上，只有元、清两朝稍有例外，把音乐同戏剧一起搬上了舞台，用以娱人牟利。但这两朝恰恰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传统文化受到抑制之时。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有过论述，并指出其缘由，为蒙、满入主中原，人心不安不乐，方才离家群聚求乐。但这至多只是表层的原因。其深层原因，我以为还是蒙、满的入主，使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受到冲击、抑制乃至开始解体。中国音乐的自娱精神，其真正确立是在魏晋以后，而这正是士大夫文化逐渐取代以前的贵族文化的时代。至元、清两朝，伴随着士大天文化的被抑制，市民文化开始兴起。瓦肆勾栏之类公众娱乐场所的开辟，正是典型的市民文化的产物。

中国音乐的自娱精神，其另一面则是专重兴感意会，在创作与演奏上均自得、自足，不带功利目的。表面上看，中国音乐的自娱是为己的，故而应该有“私”的，西方音乐是“娱人”的，应该是无“私”。实际上恰好相反。中国音乐有“已”，但不是功利之“己”；西方音乐为“人”，却背后有一功利之“己”在。因为西方音乐之重娱人本质上不是利他主义，不是在作无私的奉献，而是在通过娱人为自已获得“名”和“利”，所以，多数西方音乐中的曲调，其作者均明显无误。作者之努力创作，目的亦主要在使自己“名垂后世”。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自娱性决定了中国音乐主要着眼于奏者与听者的心心相通，使其均能自得、自足、自乐，而不太重视名声和利益。不重视名与利，故而也就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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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不重视在同行的角逐中独占鳌头。“中国人一切皆贵一种共通性，而音乐尤然。每一吹奏歌唱，声入心通；使吹奏者、歌唱者与听者，各有一份自得心，更何名利权力之种种杂念存其间。??音不可传，而辞可传，故中国人重辞甚于重音。此乃指辞之内容传世言，非指作者之传名言。”正因其重在传意而不在传名，故而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乐曲没有署名作者，而且还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首乐曲，后人可以根据自已的乐感和理解对之加工修改，以至于逐渐形成许多不同的谱本。著名琴曲《平沙落雁》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流派传谱，关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陈之昂之说；有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说，又称是明代朱权所作，但无实证，只得存疑待考。这一在西方音乐中极为罕见，而在中国音乐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也是根源于中国音乐的自娱、自得、自足，根源于中国音乐的重意、重内容，而不是重名、重作者的所有权这些外部的因素。

三、织体思维——横向性与纵向性

所谓织体，是指多声部乐曲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或规律，所以也称作“声部结构”。“织体”二字是“纺织体型”的缩写。纺织体型是纵横（经纬）结合的结构，借用这个名词是说明音乐的写作既有纵向的结合，又有横向的结合，还有纵横综合关系的结合。一般地说，强调横向的结合是复调音乐的写法，强调纵向的结合则是主调音乐的写法；前者是横向的线性思维，后者是纵向的线性思维。中国音乐体系与西方音乐在这一方面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西方（主要指的是欧洲）民族与东方民族由于民族心理、哲学基础、审美趣味的不同，在音响表现形式方面也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正如西方绘画在运用线条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明暗效果，而追求造型的立体性一样，在西方近现代音乐发展中，除继续讲究旋律的横向展开外，更着力于多声部的各声部之间复调、和声关系的纵向组合，属于复音音乐。在东方，和中国画、书法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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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功夫相关联的，东方民族的传统音乐艺术的音响表现形式，是以横向的旋律展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单音音乐。

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是倾向于纵向的线性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他声部的和声关系。所以，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占有绝对的优势，构成西方音乐体系的主要枝干。所谓主调音乐，就是以一个旋律为主，其他声部都作为辅助性的因素从属于这一主调旋律。这种各声部从属于主调旋律的联接机制，就是和声。在这种音乐织体中，一般说来，只有一个横向的主要曲调具有旋律的或完整旋律的意义，其他各声部的和声音列都只对其主调起衬托作用，或者是突出其基调，或者是强化其节奏，或者是丰满其音响效果，或者是渲染其情绪色彩，或者是加强形象的刻画，或者是加强乐曲的气氛等等。所以，在西方音乐体系中，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纵向性的。

与之不同，中国音乐体系在织体思维方面则表现为横线性，即注重各声部旋律自身的按向性线型展开。在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的乐曲是单声部曲。在这一类作品中，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其织体就是旋律仅仅作单声部的横向展开。这是单纯的横线性织体思雏。在中国音乐中，如果是多声部的织体，那么它也不是像西方音乐中常用的主调音乐，而是复调音乐。所谓“复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旋律经过特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一种多声部音乐形式。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的差别，主要在于主调音乐中主调旋律以外的各声部音列不具独立的旋律意义，而只是充当主调旋律的和声（或和弦），而复调音乐中各声部的音列均为完整的旋律，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另外，学习过《律学》的人都知道，中国音乐的五声调式与七声调式、十二音体系不同。前者较为单纯简简朴，后者较为复杂细腻。但这种差别仅仅是风格意义上的，不能据此判定优劣、高低、先进、落后。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七声音阶乃至十二音音阶，但中国音乐后来选择的是五声音阶不用七声和十二音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为这两种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体，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张力。简单地说，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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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本体；西方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人，中国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己。前者是以理性来处理外部世界，是外向的；后者是以感性来把握内部世界，是内向的。前者是对对象世界的认知，是有待其真实性来支撑它；后者是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个人的，它不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来支撑、来证明，而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重视证明，追求说跟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趋于细致、缜密；而着眼个人的领悟，内心的会意，则自然趋向于简朴、单纯。中国音乐之所以没有选择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独独选中了五声系列，应该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底蕴和美学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中西音乐的创作思维和审美特征并不是由本身而是由产生它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所具的不同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乃至于音乐形式等会直接造成艺术形式和内涵的不同。对中西音乐艺术的阐释如果不追溯到文化根源，就只能是一种无根和空洞的阐释。

参考文献

① 徐清朱著《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7. 上海 第一版

② 刘承华著《中国音乐的神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1.福州 第一版 ③ 刘承华著《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10. 上海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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