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四、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对经验资料的分析表明,在改革的过程中,伴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以及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社会领域中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涌现出大量的社会组织。面对如此众多的社会组织,原有的国家支配社会的模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国家支配体制——分类控制体系。在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控制社会”是其根本的特征。当然国家的控制并不僵化,需要严格控制的就严格控制,需要放松控制的就放松控制,不需要控制的就放任自流。在新的控制体系中,实施什么样的控制策略和控制强度,取决于政府的利益需求以及被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实际上,这是一套国家利用“非政府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新体制。

“分类控制体系”,不但更为准确地描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而且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注22） 通过与其他几种主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进行比较,可以明了这种“新类型”的特征。此处,我们把“市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式”、“总体主义模式”确定为比较的对象。

尽管对于市民社会的界定还存在种种争议,但一般的看法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邓正来主编,1992 :126) 。市民社会强调自由结社、社会组织的多元竞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比,在分类控制体系下,人们的结社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结社权利。社会组织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结社,也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不同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注23） 分类控制体系对应的是权威主义政体。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

与分类控制体系相比,在法团主义模式下,公民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结社权利,社会组织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与市民社会不同,法团主义不是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领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法团主义不强调社会组织的多元竞争,而是强调功能性组织的垄断性。这些垄断性的社会组织,一方面代表组织成员与国家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交换,垄断性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国家保证在成员中落实所达成的公共政策(邓正来主编,1992 :173 - 176) 。在分类控制体系下,并非每一个利益部门都有一个垄断性的社会组织,即便是有垄断性的社会组织,该组织也未必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同。（注24） 因为在分类控制体系下,人们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大多数的垄断性组织并非基于自愿。而且,法团主义模式比分类控制体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它可以与自由民主政体、权威主义政体,甚至是极权主义政体和睦相处。

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式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括,它对应的是正在崩溃的极权主义政体。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尽管公民的结社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一定限制,但实际上国家对公民的这种权利的限制是无效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并且与国家公开对抗,而国家在控制社会组织方面,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分类控制模式下,国家对公民结社权利的限制及对社会的干预是有效的。社会组织一般不会与国家对抗,具有清醒的“底线意识”。（注25） 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式对应的是“崩溃中”的总体制度下的政体,而分类控制模式则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

在分类控制体系中,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国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依然控制着公共领域,垄断着集体行动的各种资源。但这与以往的总体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分类控制体系下,国家不再实行全面干预,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大量的社会组织开始涌现,经济领域和私人领域已经放开。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政府不再完全包办,而是开始利用社会组织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尽管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拾遗补缺”。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分类控制体系不同于改革前的总体制度模式,不同于出现在东欧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式,更不同于来自西方世界的法团主义模式和市民社会模式,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分类控制体系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经过2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主导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总体体制也随之让位于权威主义体制。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不再干预公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分类控制体系就是国家控制公共领域的基本策略和组织系统。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同时,国家也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供公物品的能力,使其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验表明,通过建立分类控制体系,政府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组织化进程。当然,二十几年的时间太短,还无法据此预测,社会领域的进一步组织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同样,我们也无法预测,分类控制体系究竟是一种过渡性安排,还是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终极性体制。也许,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注释：

* 本项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注1：托尼·赛奇也指出,有关当代中国和市民社会的早期文献,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Saich ,2001 :206) 。

注2：对市民社会的质疑参见: Wakeman , 1993 ; Huang ,1993 ;Dean ,1997 ;

Chamberlain ,1998 : 68 ;Saich ,2000 :139 ;Howell ,2004 :163 - 164。对法团主义的质疑参见:White etc. ,1996 :211 -215 ;Saich ,2001 :209 ;Foster ,2002 :62 - 63 ;Howell ,2004 :162 - 163。

注3：“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现实中的政府都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积极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政府行为方式中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政府或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 注4：政治反对组织的样本是法轮功,相关资料依据康晓光1998 - 2000 年间对法轮功的调查研究整理(康晓光,2000) 。

注5：例如,XX社区居委会由原来的2 个居委会合并为1 个居委会,而SY社区居委会由原来的多个家委会合并为1 个家委会,后来又演变为目前的社区居委会,这一切都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指令完成的。

注6：调查表明,工会的业务活动大都由各级总工会系统布置安排,而县级以上的各级总工会系统实际上已经纳入了政府系列,因为《工会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工会的离休、退休人员的待遇,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等对待”(第四十八条) 。居委会的主要活动大都由街道办事处安排,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也做了明确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第二条) 。也即是说,政府指定各级总工会、城市基层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分别对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进行业务管理。 注7：在SG总工会,工会主席由SG总公司的党委常委兼任,各个部门负责人实行党委聘任制,SG下属的各级厂矿工会主席(包括SG炼铁厂工会) 也都由同级的党委副书记或党委常委兼任。在SK公司工会,工会主席由公司党委副书记兼任,他同时还兼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总监,各分会主席是由工会与部门经理协商决定的,“必须经过部门经理的同意”,个别分工会主席甚至由部门经理自己兼任。

注8：比如,在XX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之前,为了控制选举结果,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多次组织居民代表座谈,有意让街道的“意中人”多与居民代表接触,“多让居民了解自己”。SY社区居委会也经过了选举,但仅仅是“走走形式”。比如2003年的选举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是SY(居委会所依附的单位) 的领导讲话,一方面肯定居委会过去的工作成绩,另一方面向大家解释SY社区居委会是由家委会转变而来的,与目前社会上一般的居委会有很大差别,动员居民代表继续选举上一届的居委会人员。之后是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讲话,意思与SY领导的讲话相同,号召大家继续支持居委会的工作。最后向居民代表发放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就是上一届的居委会人员,不过最后预留了“空格”,如果有居民代表不同意这些候选人,可以在空格上写出自己满意的候选人。结果居委会候选人的选举结果与前一届的居委会成员完全一样。候选人选出以后,居委会再组织正式的选举,采取等额制,主任、委员都是规定好的,居民代表从等额制的候选人中选出正式的居委会工作人员。

注9：将SG总工会2002 年开展的主要活动与同时期北京市总工会开展的活动进行对比,发现SG总工会的活动要么是应市总工会(或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而开展,要么是为了参加北京市总工会统一组织的活动而开展,有些活动市总工会还多次“强调”、多次“部署”。 注10：我们曾调查了一家没有组建工会的外资企业——CL 集团。尽管CL 集团没有组建工会,但SK公司工会所开展的活动CL 集团都有,并且做的不比SK公司工会差。由此可以看出,在合资企业,工会的有无对工人的影响不大,即使没有工会组织,在稍微好点的企业,有些活动也是要开展的,比如文体活动、劳动比赛、宣传活动等,因为开展这些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动员工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而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尽管这些活动在客观上满足了员工的娱乐需求。

注11：在XX社区居委会访谈时,被访者不时地向我们抱怨说,街道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太多。居委会的各个委员经常到街道开会,“我们就怕开会,一开会就有工作。”每周二主任去街道开会的时候,总有很多街道部门的负责人布置工作,“要传达工作的人排成队”、“他们5 分钟就够我们忙几天”。一个居委会委员要接受街道几个部门的指导,“一人都对应上面的几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