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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古用”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另类探讨
李甫 PB02206107
一、引言 李约瑟问题的确是个非常吸引人的课题。对它的讨论不仅可以在宏观上涉及中西方2000年的历史、人情、风貌,还可以从微观上探究中西方在哲学思想等内在核心上的同于不同。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一般能得到不同的结论。总之、李约瑟问题的魅力可能就在它仅仅只是一个探讨的过程,而不是他最终的结论是什么。但笔者发现在众多的讨论中,学者们都是基于历史史料和思辨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推测。而忽视了历史作为整体还包括现在,特别是李约瑟问题提出的环境和当代社会发展。按照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总是对其潜意识感到恐怖的东西感兴趣。这种共鸣越广,说明这种潜意思的共识范围之大。那么什么是当代人类能达到共识的东西呢?甚至还是西方人先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呢?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中,笔者发现李约瑟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对科学普遍性原理的质疑。
二、李约瑟及其难题的介绍
李约瑟博士 (1900-1995) 早年是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他曾以《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两部专著在生化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后来,由于视野的开阔,李约瑟开始初步接触、逐渐了解、深入研究,最后完全皈依中国古代文明,以毕生的心血撰写了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书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既然中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李约瑟难题有多种表述,但其基本含义却始终是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表述。
第一种“为什么在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15 世纪之间, 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发表于1964 年《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第二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 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 为什么现代科学, 亦即经得起全世纪的考验, 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 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章)
第三种“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 那么, 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 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 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的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 并在公元3 世纪到13 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中国在理论和几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 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特别在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欧洲在16 世纪后就诞生出现现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纪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 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从另一方面说, 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以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最后, 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 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论。”(《中国科学技术》“序言”)
经过前人的分析和探讨,这三种表述中都包含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于是不少学者就对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转述为其他的表述上更加科学的提法。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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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理论上李约瑟问题存在一些不足,但为了能更加准确的研究李约瑟问题的历史背景,我还是采用了原始的表述方法。
三、李约瑟问题的涵义分析
比较早的观点是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最几十年新的想法越来越多,逐渐的逃离了社会决定论。更多的是从问题本省的角度出发来就事论事的讨论这个科技史问题,提供比较具体和实际的看法,同时,有一批人更是跳出赞成的大流,就李约瑟问题本身内在的逻辑矛盾出发,反对李约瑟问题的正确性。但深入一点的讨论,我们不能看出这些讨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上述的讨论中都犯了一个层次混乱的毛病。他们的确看到了中西方在各个方面的不同,但是没有分清到底那个不同更加本质,是哪些不同决定了哪些不同,从而犯了一些隐含的循环论证的错误。在此我按照马克思关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考虑到当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得到下图。
第一层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第二层 社会体制哲学人力资源第三层科学技术 在图示中,连线表示的是直接关系,单箭头表示决定关系,而双箭头则表示相互影响。层次越低表明越基础。人文环境指的是一个地区中,人的组成和特点,可以看成是人群间的不同的表征。问号表示在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还不被深入认识。
从上图,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在大多数学者的讨论都是集中在第二层,而很少涉及到第一层。这就使他们的结论都只能停留在一个描述的水平上。即使在对第二层的讨论中,大多数的学者们也没有认清楚所讨论的主体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说,在讨论哲学的不同时,钱兆华先生等人就过多的强调了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其实历史记载表明,哲学本身并没有哲学家们强调的那样深刻的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哲学一度被人们遗忘,而仅仅只是贵族们的一种喜好。在中方哲学也只是寄宿在伦理道德和正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说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可喜的是曹志平先生等用系统论的观点对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复杂性分析,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分析过于简单,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一些史实的分析,而没有进一部探究这中表面上的不同的深刻内涵。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即上图中的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的关系图示。我认为中西方的不同应该是由中西方在地理和人文环境上的差别造成的。而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中间的关系,却使我无法确定的,所以表了一个问号。
由于能力有限,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人文环境(第一层)对第二层是如何影响的。更没有确定现在的第一层是不是真正的最低层。这个方面的讨论我想得等到人们更加了解到我们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性质的时候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李约瑟问题的探讨必将借助于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行为学和人类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
四、李约瑟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对人类发展的关注从来就是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从古代的杞人忧天到近代的关于核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直接关系图第 2 页 共 5 页
争的恐惧都无不说明了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心和担心。但李约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西方不同的西方学者。
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非洲或拉非美洲呢?又为什么是一个西方学者而不是中国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首先我们得谈谈 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耶斯在提出这个构想时,同时预测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迎来另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个我们明确的来说应该是指当代西方世界,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还是个未知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雅斯贝耶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人类近两千年来发展的轨迹:以物理学为例,自从阿基米德创造这个现在无所不在的学科来,物理的发展就像轴心时代图示的一样,在经历的中世纪漫长的等待后,在十七世纪迎来了暴涨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基础牢固以后,物理的理论基础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期。或者说以阿基米德等确定用数学为工具来描述世界这个学科以来,它似乎已经走进了老年。哲学上也是一样,从古老的“百家争鸣”到现在的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者表现出了和古老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但却没有给出任何可以代替古老方式的具体的形式,所以表现为无所不在的批判。这表明西方科学已经走近了一个饱和的区域,人们已经意识到当今的科学需要一场革命,但却不知道革命的道路在何方。
根据雅斯贝叶斯的轴心构想人类的发展总是跳跃式的发展:萌芽→沉寂→爆发→饱和
亚斯贝叶斯的轴心发展构想和细菌生长的logistics曲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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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曲线是菌落在有限环境中的生长模型,其关键的内容就是环境对菌落的生长起到了限制作用。当环境负荷平衡时,菌落的数量恒定。根据相似原理,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轴心时代理论中造成饱和的因素可能就是所谓的环境了。而根据logistics模型,要改变菌落的生长曲线,就必须改变环境或调整环境负荷与生长消耗的比例。
显然在现代开发新的环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只能调整比例了,即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这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吸引了大多数的西方有志之士的目光和关注。比如在二十世纪后,西方来华访问的学者越来越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李约瑟就是其中一名。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西方的科学大师们都将西方科学的新发展寄望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总的来说,李约瑟问题其实是西方学者对他们本身科学发展的忧虑从而思索解决办法的一种反映。
五、科学普遍性原理的讨论
在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中,前人认为其问题中隐含了几个假设条件,对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关于科学普遍性的讨论:科学究竟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认为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两个方面:
1. 科学发展的共同点都是第一层决定第二层。即在李约瑟提出难题的时候默认在科技
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使得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科学有比较的基准,否则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说这正是东西方都有一种称为“科学”的思想行为的基础。相同的是什么呢?按照上面的分析,东西方的差别要么存在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中间,要么存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而李约瑟的问题本身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该问题就是讨论为什么东西方在科技上的发展上存在不同,这正是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关系。
2. 科学发展的不同存在于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关系中。从上面的讨论不难理解这正是李
约瑟问题的本质。
总之,从李约瑟问题的本身我们就能理解到“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行为,思想模式,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并不需要对科学做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同时李约瑟问题也告诉我们中西方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正是西方科学发展的新希望,是他们现在能过想到的最现实的出路。当然这得先确认东西方的科学的确存在不同,否则由雅斯贝耶斯的构想结合Logistics模型,西方是没法摆脱他们现在的困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约瑟问题正是对东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的一种疑问或探索。
六、结论和展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李约瑟问题反映了当代西方文明中遇到的问题和他们对自己出路的思考。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更加侧重于对当代中西方的差异的比较研究和中国古代的文明对科学的适应性的讨论,
根据雅斯贝耶斯的构想:人类特别是西方在近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只不过是在“注释”上一个“轴心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而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比较中西方的异同,就得比较在上一个轴心时代中西方取得的成就的同异。而这种同与不同应该是本质的而非表观上看到的那样。这点倒很像细菌的生长一样,我们要比较的是其环境压力的异同。
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我们应该而又被忽视的:
1.既然西方将中国文明的发展看成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一种个模式,那我们是否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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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不是到了该找个新的出路的时候?即我们是不是饱和了?如果没有,那我们与西方的差别到底有多远?
2.如果中国的文明真的能成为西方新的发展的起点,那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我们的文明发展模式是不是更能够适合下个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总之,笔者认为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以中国的为中心的话题,而不是现行的一个单纯的对比研究问题。从而这也告诉我们实际上李约瑟问题在他提出的背景中就包含了对科学普遍性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才促使他们把大量的目光放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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