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物、古迹大规模地出土和发掘，官府档案的进一步发现与公布，民间文献如家谱、族谱、土地买卖契约的广泛搜集整理，研究古代赋役制度史的新资料层出不穷，令人振奋。拓宽资料来源，利用新资料，成为一股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
这一方面的例证颇多。70年代发现并陆续整理公布的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简牍，使相关时期的赋役制度研究焕发生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1975)的《孙子兵法》的《吴问》、《田法》等篇，是研究战国诸国的亩制与田租可资利用的新资料。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简牍(《文物》1974.7)，对汉初征收算赋、口钱、刍稿等的数量、时间和方式，提供了与传统记载不同的实证材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汉代田税及“八月算民”的征收方式等问题。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6.6—7)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秦国田赋、徭役制度的法律文书，从而改变了以往不得不依据汉制去推论秦制的有欠科学严密的研究方法，并直接引起人们重新思考秦朝的田租征收依据、傅籍标准、徭戍制度等问题。流散海外的敦煌石室文书的陆续搜集公布，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吐鲁番文书由唐长孺主持整理为录文10册，历经10年终于1991年全部出版完毕，这一大批珍贵文书的刊布泽惠学林甚广，也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和唐朝赋役制度增添了宝贵资料。学者们得以利用这批新资料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填补了多处空白。例如关于北凉、西魏、麴氏高昌国的赋役制度研究，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4)、《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文物》1983.1)，唐耕耦《西魏敦煌记帐文书以及若干相关问题》(《文史》9辑，中华，1980)，杨际平《关于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计帐户籍文书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卢开万《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1983)，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的麴氏高昌的计田输租和计田承役》(《出土文献研究》，文物，1985)，谢重光《麴氏高昌赋役制度考辨》(《北京师院学报》1989.1)，杨际平《麴氏高昌赋役制度管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2)，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拾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4期，1980)，陈仲安《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2编，武汉大学，1990)等，均属利用出土文书的崭新成果。再如，素称资料比较丰富的唐朝赋役制度史研究，也因增添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而有新创获。学者们根据与征收租庸调、徭役、兵役、地税、户税等直接相关的乡帐、计帐、手实、户籍、青苗簿、完税登记等多种出土文书做出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如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6)及《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1988)、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1990)等加深了对唐前期户籍在租庸调、徭役征调中的作用的了解。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册(北京大学，1995)第一章论述唐前期赋税收入时，大量引用和细致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该书在前人基础上创新的一大特色。明清赋役制度研究的重大进展，颇得益于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中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如80年代以来，国内不断发现明代黄册的新资料，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为20世纪最详尽论述黄册制度的专著，其成就除了吸收和借鉴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表现在充分利用新旧黄册档案文书作为第一手资料加以论证，解决以往研究中的
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问题。又如清代编审册作为赋税征收的一种依据，未见于官府颁行的律令和文书，地方志虽有所涉及却语焉不详，潘吉等《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集》3辑，四川人民，1984)利用现北京市档案局收藏的清代获鹿县户房档起自康熙45年止于乾隆36年的数百本编审册实物，首次研究了编审册的内容、编造款式和作用，并据以研究该县“摊丁入地”前后丁银负担的变化。凡此均证明各种新资料给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提供的开阔前景。 其二，加强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丰富了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基本探明其演变规律的主要历史影响。对此拟专门叙述于后。
其三，选题的不平衡状态基本得到纠正。不仅有关秦朝、魏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等朝代的赋役制度研究大有加强，出现不少填补空白之作，而且对历代徭役、商税等的研究也大有进展。例如，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徭役，80年代以前研究相当薄弱，，50年代前后，周一良《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1963)和唐长孺《魏、晋至唐初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属为数极少的佳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如张泽咸《魏晋北朝的徭役制度》(《魏晋隋唐史论集》2辑，中国社会科学，1983)、《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4)；鲁才全《北朝徭役制度》(《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3)、郑欣《南朝的徭役制度》(《文史哲》1989.1)、张维训《北朝徭役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等，分别从役龄、役期、名目以及复除等方面，探索了这一时期徭役制度的内容、特点和演变趋势变化，使有关制度的轮廓逐渐清楚起来。其四，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80年代至90年代相继涌现一批较系统全面的具有总结意义的资料书和论著，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进入高潮。例如，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1980)一书，其中为中国田赋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数据，是一部兼具重要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的巨著。谢国桢编辑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1980)包括赋役制度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王永兴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下(中华，1987)第二章第一节为《租税制和徭役制》，其中包括唐朝的赋役制度资料选辑。编者在各节“简要说明”中阐述了自己对唐代赋役制度的若干看法，颇有启示。专著方面，依研究的朝代先后顺序举例，有高敏《秦汉赋役制度的考释》(中州书画社，1982)、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1984)、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1988)、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1987)、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1989)、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1986)、周国林《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1995)、郑学檬《五代十国研究》(上海人民，1994)、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1987)、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初版，1998再版)、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1985)、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1982)、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1991)、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庄吉发《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北学生书店，1985)、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1988)、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1995)等等，都是重要的断代研究成果。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1994)则是第一部通史性质的
专史，颇受同行注意，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王成柏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经，1995)也有特色。
二、研究角度与层面的多样化及主要表现
赋役制度变迁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财政、社会等方面的变迁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揭示其间的联系与规律，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宗旨。这方面已有重大收获。例如，关于中国古代赋役基本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的主要线索已取得共识。工商杂税暂且不说，就田赋和徭役的演变而言，夏商西周是赋役制度起源与初步变化的历史阶段，人们通常结合井田制围绕孟子所说“贡、助、彻”的形式与内容展开讨论。春秋战国赋役制度在社会变革中形成“赋、税、役”三元结构。此后，随着经济、阶级关系、财政需求等多方面的演变，赋役结构不断有重大变化，秦汉为田租(税)、口赋、力役，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演变为计田(丁)征收的租、计户或丁征收的调与力役(或庸)，唐中叶两税法改革后至清代，先是租调和部分力役并入田亩税，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中叶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地，力役最终全部并入田亩税。中国古代赋役结构在清代最终完成人头税向资产税的转化，同时也完成赋、税、役归并为田赋的转化。换言之，中国古代赋役结构演变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人头税逐渐向资产税转化，二是力役逐渐由现役向代役、雇役转化，而这两条途径的最终汇合点为田亩税。但是，上述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原因和社会影响都相当复杂，学者们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才逐步揭示其丰富内涵，进入“通古今之变”的佳境。如果仍像传统史学那样更多地关注赋役制度本身，必然会使研究成果显得单薄，且易见木不见林。不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局面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一方面伴随着人们对新资料的应用和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这一研究客体的基本面貌、总体特征与主要内容认识的深化而发生，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研究者掌握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自觉性的提高而加强。下面选取若干方面做归纳介绍。
1、赋役制内容的钩沉索隐
由于史料或详略不一，或真伪驳杂，中国古代赋役制度长期存在诸多疑点乃至空白。考证历代赋役制度的内容无疑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20世纪中国史学继承前辈史学家的这一未竟工作，成果繁多，始自30年代，中经50—60年代的积累，80年代以来总结性论著迭出。若以较全面或较集中的成果为例，关于秦汉赋役制度，刘道元《商鞅变法与两汉田赋制度》(《食货》1卷3期，1935)和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7)，都属较早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较全面地考辨汉代赋役制度的专论。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1984)虽然正式出版于1984年，但成果形成于50年代(参见该书《后记》)。书中就秦汉的田租、刍稿、假税、口钱、算赋、市租、缗算、盐铁和酒类的征课、其他杂项税收、更卒徭役、正卒徭役、戍卒徭役、复除制度等分别加以考证，是考证秦汉赋役制度内容的基本著作之一。此外，除前述高敏、黄今言二书，马元材(非百)的《秦集史》(中华，1982)历经50多年的努力，所汇集的秦国赋役制
度的重要资料，相当完备，足资参证。前述唐长孺、高敏、郑欣等的论著考证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内容多有发现。80—90年代周国林发表的系列论文对曹魏、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田赋制度的考论(后结集收入其《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大，1993)也有新意。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1989)则以笺证的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赋役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1994)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做了大量史料的溯源、校正和增补，成为研究宋代赋役制度内容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食货》1卷9期，1935)征引丰富资料全面探讨元代系官匠户的地位、待遇、工作形式等问题。李景林《元代的工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期，1981)对元代中央政府所属工匠的地位，工匠管理，匠户的户籍和负担等详加考析。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6辑，中华，1979)、《元代役法简论》(《文史》11辑，中华，1981)、《论元代的和雇和买》(《元史论丛》3辑，中华，1986)等论文澄清了元朝赋役制度的不少基本问题。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1982)、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0.3—4，1981.1—2)对该志记载的赋役制度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对赋役制度的各个环节，如金花银、一条鞭法、里甲制度等做了细致的微观辨析，使纷繁的赋役制度一目了然。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征引丰富资料，对清代一条鞭的内容和实行过程做了详实的论证，填补了学术空白。上述研究成果虽多取微观角度，但辨误补遗，钩沉索隐，考竟源流，整理编次，对深化细化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多有助益。
2、赋役制度沿革的上下考索
这是从动态角度或称纵向角度进行研究，着眼于赋役制度厘革的前后联系及其异同，探讨其演变趋势或规律。此类研究所取的时段或长或短，但旨趣相似。比较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有先秦时期从贡、助、彻到赋、税、役的演变，汉代租赋制渐变为魏晋租调制，两晋南朝租调制的变化，唐两税法、明一条鞭法和清前期摊丁入亩等重大改革的由来，匠役制度的演变，等等。下面根据研究涉及的朝代先后，列举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成果，以明其旨趣。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先秦时期贡、赋、税源流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梳理了先秦时期贡、赋、税的演变过程，指出贡最先出现，起源于虞夏，发展于周；赋、税在其后。税以力籍形式为早，而表示实物税的“税”字最为晚出。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缕析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绵绢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与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而将其固定化与普遍化。”分析魏晋表面上是按户征收的户调，其实与户赀有关，而“调查户赀乃是汉代成法，汉魏间新行税目户调是据户赀决定差等的，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后来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3)第三编《论唐代的变化》第三节《赋役制度的变化》阐述唐制的变化，对它们与南北朝赋役制度的关联有精辟的概括说明。两晋南朝租调制的变化在80年代也引起注意，如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1)和《南朝的租调制度》(《文史哲》1987.1)、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5)等，都足资参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回顾了古代税制在明代之前的变化趋势，指出：“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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