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铸币量考

其中关于宣宗时期铸币量的记载值得注意，宣宗“大中中，铸钱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庨。”(26)笔者认为，宣宗时期18.423万贯的铸币量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唐文宗和唐武宗时为了增加铸币量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文宗太和八年，“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27)，后来“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28)武宗时，废浮屠法，并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以增加铸币量。但是，即使实行了增加铸币的措施，文宗时铸币量也还不及十万贯。而在宣宗时期，史籍中没有关于宣宗为解决铸币量少的问题而实行增铸的记载，反而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却非常强调宣宗改变武宗毁佛铸钱的政策，并以新钱复铸为像的事实。应该说宣宗的政策必然会造成铸币量的进一步减少，但铸币量却为何会达到18.423万贯？超过实行增铸措施的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因此，此记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我们对唐代各时期铸币情况做了详细的讨论，由此我们可以对唐代铸币情况大致作一个总的概述。

第一，唐代的铸币量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如去掉个别“岁盈百万”的年铸币量，我们把其他各时期推测出的铸币量作平均统计，唐代平均年铸币量约为17.5万贯。见下表。

造成这种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各时期不断变动的铸币政策对各时期年铸币量和每炉年均铸币量的影响之外，唐代对铸币量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官府对铸币的态度。官府对铸币的态度决定各时期的铸币量，而铸币量的波动必然影响每炉年均铸币量。

第三，唐代各地区的铸币量分布不均衡，江淮地区的地位日益重要。下表为天宝中各地区铸币量的情况，可见铸币量的地区分布状况。

由上表可知：与天宝中相比，江淮地区铸币量下降了很多，代宗时江淮铸币量下降近70％，宪宗时下降57％。但是江淮地区铸币量占总铸币量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由此可见，江淮地区对于唐代铸币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注释：

①《通典》卷9《食货》9，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3页。

②《职官分纪》卷22记为“天宝十一年天下炉九十九??天下岁铸二十万七千缗。” ③《唐六典》卷22《少府军器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9页。 ④《新唐书》卷54《食货》4，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86页。

⑤《直斋书录解题》卷6《唐六典》条引韦述《集贤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大唐新语》卷9，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6页。

⑥《唐会要》卷36《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页。

⑦钟兴龙：《〈唐六典〉撰修始末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8—12页。 ⑧《旧唐书》卷48《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1页；《唐会要》卷89《泉货》，第1934页。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7页。 ⑩《新唐书》卷52《食货》2，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60页。

(11)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2)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注。

(13)徐东升：《唐代铸币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19页。徐东升较详细的论证了唐开元中每炉年铸钱量达到一万两千贯以上是可能的，并认为唐代开元中的铸钱原料满足“岁盈百万”的铸币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

(14)《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098页。《唐会要》卷89《泉货》，第1930页记为“犹人铸日滋于前”。

(15)《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 (16)《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第407页。

(17)《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代宗实录》大历四年正月丁酉。 (18)《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8页。 (19)《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8页。

(20)《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1)《旧唐书》卷48《食货》上，第2101页；《新唐书》记“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有误。 (22)《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3)《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1389页。 (24)《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第407页。

(25)《玉海》卷180《食货·钱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309页。 (26)吕夏卿《唐书直笔》卷4，四库全书本。 (27)《新唐书》卷54《食货》二，第1390页。 (28)《新唐书》卷54《食货》二，第1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