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王氏家族人物形象分析

名教，而魏晋两代，帝位皆从禅让而来，故孝德于名教中尤为重要。王祥是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鱼故事广为流传，就现存史料看，他除德行外无足论者，然而位至三公，并由此奠定王氏之门第，正是时代使然。 （三） 政治实干型

如果说王祥以德以孝著称，取得了为王者师的地位，那么，其族孙王导于两晋之际，政治才干稳定大局，扮演了为王者臣的角色，使王氏门第显贵至极，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东晋政权是依靠南渡士族和江南士族的支持建立的，侨吴二姓的斗争是贯穿政坛的主要内容。王导之才能与功业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司马睿初至建业时“吴人不附”，因此团结吴姓强宗是王导执政的重要措施，为此，他为政务简，甚至不惜达到“网漏吞舟”的地步，《世说新语》中多有反应，如：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又如，当时丞相王导曾经在夏日去看庾公，庾公正思考事情。丞相曰：“暑，可小简之。”。东晋初年，要想笼络吴地氏族，一定要遵循宽容体谅大族的旧政策。王导还以其他方式结援吴人，如《世说新语．方正》记其请婚于陆太尉，《世说新语．排调》记其言吴语“何乃 訇”《世说新语．政事》记其抚慰任姓吴人及对胡人说“兰阇”，以至“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经过王导的苦心经营，终于“江东归心焉”。 对于南渡士族，王导亦颇致力。过江之初，大家对局势感 到忧虑 ，新亭饮宴中不免相视流泪,唯有王导鼓励大家“戮力王室，克复神州”，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又如：王导枕着周顗的膝盖，指着他的腹曰说你这里有什么呀。王导答道，这里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却能容纳你们所有人。又有人劝王导防备庾亮不臣，王导说回答说，他和元规都是皇帝的臣子，都怀着百姓的安危，有什么要提防的呢。王导容忍周顗信任庾亮显然是从侨姓内部团结出发的，由此可见，王导的政治才能。

（四）自然审美型.

公元339年，王导去世。此后，桓温父子，谢安，司马道子相继秉政，王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第四五六代中没有出现较有建树的政治人物，王门子弟多表现出另一种人格范式，即强调精神自觉，使自我实现由追求外在才能向追求内在神韵转化，以独立自主，绝对自由为理想人格。由于超于功利之上，这种人格有很强的审美性特点，他们或风流倜傥、或自然潇洒、或认真执着、或大义凛然。如王胡之“治身清约，以风操自居”，王劭“有清誉，夷泰无竞”等。被王敦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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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佳子弟”的王羲之父子是这种人格的代表。

王羲之父子追求清真的审美境界，这首先表现于他们对自然之物的热爱叹赏之中。如：王子敬曾说，从山阴道上行走，景色优美怡人，令人应接不暇，流连忘返。如果是秋冬季节，更难以忘怀。王子猷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还说：“何可一日无此君！”王羲之《兰亭集序》更流露出对自然的由衷叹美，在《兰亭诗》中咏道：“仰望碧天际，俯磬绿水滨。廖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在他们眼中，自然已不仅是简单的客体，而是精神本体“道”的显现，对山水自然的亲近，就是对宇宙本体的亲近，也是对人的真性的亲近，从中可以领略“道”的无穷真趣，获得精神超越的无穷快感。晋人十分重视这种与天地合一，悟道畅神的心灵安顿，王羲之在给别人的信中说：“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孙绰在《兰亭诗》中说：“凡我仰希，期山期水。”《世说新语》中这样的例子可随手拈来，如顾恺之形容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与清相对的是浊。王羲之父子既然追求精神的超越，就必然要排斥俗物的牵缠，与生活拉开距离，实现对人生 的审美观照。许珣也是“风情简素”之人但对床帏新丽，饮食丰甘的郡尹生活仍不免有 “殊胜东山”之羡，王羲之乃讥其 “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王徽之为桓冲参军，“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回答桓冲的垂询也是答非所问，玩世不恭。

相反，他们追求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郗鉴到王家择婿，王羲之于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谢安在中年时因为音乐而伤心，王羲之劝他年老了，自然就这样了此，正应当把情感寄托在丝竹管弦之中。王徽之雪夜访戴，渚下闻笛，唯求适兴。与弟诀别时，叹道“人琴俱亡”，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对亲情的刻骨铭心跃然纸上。他们将生活艺术化了，又在艺术创造中实现着生命的价值。王羲之的行草心手相应，妍美流便，与人品高度一致，呈现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风神姿貌。[1]王献之的书法“情驰神纵，超逸优游”，谢安问他，与乃父比，谁的字更好，他回答：“固当不同”。可见，他把书法当作自我心灵的显现，不可以优劣论之。后世学二王书者不可胜数，却无法超越他们，功力不如之外，恐怕还在于很难达到那种以心为笔的境界。

[1]

王昕:《试论<世说新语>中王羲之之形象》 安徽文学 2009年第9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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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玄学清谈在魏晋时期盛行，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在《世说新语》里资料很多，《文学》一篇尤其集中。

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名士 群集，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嘘枯吹生。例如：李膺赞叹荀淑、钟皓说：“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李膺被当时人品题为“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党锢，之祸，很多名士杀身破族，于是一部分名士渐渐缄默了。有一代人伦之誉的大名士郭泰也闭门教授以终。黄巾起义以后，当时的州牧、郡守大多是名士，他们都善于臧否人物，称为清谈。这时的清谈仍是清议的另一种说法[1]。

从清议到清谈的发展，是由评论当时的事情、褒贬人物逐渐变成谈论这种评论所依据的原理原则，从具体的形象的变成抽象的晦涩的，从实际政治实际事物变成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从人物的评论到才情性情等等，这是清议的发展与变化。曹魏齐王芳正始以后，这种清谈已经发展成熟，“清谈”一词，当时已经专指具有哲理的话语，就其内容所反映的意义而言，清谈即玄学，清谈所谈的道理与原则就是玄学的具体内容。

至于清谈的具体情景，一般都是名士集会讨论，分成宾客与主人两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论题和意见，称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为“难”。西晋时的清谈之风，以王衍、乐广为领袖。王衍出自一流士族琅琊王氏，早年显贵，位极人臣。乐广女儿嫁成都王司马颖，也是国戚。他们既是大族名士，又是朝廷显要，分居要职而不营物务，一味谈玄，因而整个朝野清谈成风，这时清谈已经成为士大夫不可或缺的生活调剂品。

到了东晋一代，清谈仍然盛行。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都是士族大名士，都尚清谈。王导引用王濛，庾亮引用殷浩，都是以清谈见赏而重用的。如《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王衍妙于谈玄，经常手持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传为美谈。《文学》中又有王导与殷浩清谈，直到三更天。另外王弼，在《世说新语．文学》6，7，8，10篇均有所提及。少年即享高名，曾任魏尚书郎。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以“无”为万物本体，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凡有皆始于无”，以证名教（有）

[1]

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图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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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自然（无）。与何晏夏侯玄等开魏晋玄学清谈之风，世称“正始之音”。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注重义理，破汉人经学质朴琐细之风。王羲之，是当时著名文士，《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王羲之十分喜欢颐养性情，不喜欢在京师居住，刚开始来到浙江时便喜欢上了这里，准备在这里终其一生。会稽这个地方有名山佳水，很多名士居住在这里。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皆是当时名仕。这些人物喜欢谈论老庄与清言，王羲之经常与他们一起谈玄论道，诗酒风流，逍遥度日。《世说新语．文学》中4,28篇均有所反映。其中最有名的一次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王羲之在在会上写出了他的传世不朽之作，《兰亭集序》。其中所描写的事物，人物，所抒发的情怀，无不表现出了他所追求的的自然审美，浪漫潇洒的生活状态。如，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王羲之的思考与感慨，他感慨的是人生与生命等很多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可见，清谈在魏晋已成世风。从破除经学束缚反求心性到内圣外王、內儒外道再到希心玄远、实践老庄，儒道两家在对立中融合，在 融合中新生，而推动这一变化的根本力量，正是魏晋人的文化自觉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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