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①

第二阶段，可将《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归结为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视为第一阶段的外延性研究。1923年6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表示准备与刘掞藜、胡厪人两先生讨论有关禹、后稷和尧舜禹的具体史事问题，并为从混淆无章的古史观念中区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必须打破的四个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②

第三阶段，可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归结为“六个问题”。1923年6月－11月间，顾颉刚紧接着《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又在《读书杂志》第12－16期上连载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篇长文，具体讨论了六个问题：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何处？四，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五，后稷的实在怎样？六，文王是纣臣吗？③通过对这六个具体史实问题的详细阐述，回答了刘、胡二人辩论以来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并从实证的角度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检验。这六个问题只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假设的实证性回应，而且顾颉刚以后的许多工作也都是这个六个问题的延续，如《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

所以说，这三个阶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任何单拿出某一部分，都不可称之为“古史层累说”。后来，顾颉刚在此基础上，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补充，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完善，但其基本理论内核并没有改变。

顾颉刚实际上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对以往的古史学进行了一次重新估定，重新评价了上古史的史实，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上古史研究的潜规则，在古史学领域中是一次史学革命。④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拆毁了旧的古史系统，剥去了附在先秦典籍上的“圣道王功”，将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学说与价值观念置于被怀疑的境地，这对旧的道德体系和思维模式起到了摧枯拉朽地作用。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了古史学的史学观念、治史精神与态度、治史方法与领域等方方面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亦或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总之，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古史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它对未来中国古史学的负面影响亦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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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60页。 ②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99－102页。 ③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105－150页。 ④

参见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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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首倡古史学革命，解决了以往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研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也要看到，随着古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延伸，“古史层累说”也遗留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为了造成革命性的效果，往往矫枉过正，客观上致使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史料的“真空化”，由此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经过一场史学革命后，许多旧有的对于传统文献的解释和分析，都已经和现有的研究互不相干了，进而被新的解释和分析所替代。但是要将所有的上古史问题都用“古史层累说”来解释，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顾颉刚在利用“古史层累说”这一理论体系来重新诠释上古史时，也会出现其难以企及的研究范围，亦或是精确度的偏离。

顾颉刚在理论方法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受到康有为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当时急于在中国古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不免忽略了对史事史书的精研细考，所以造成“古史层累说”中存在着一些有缺陷的、有待补充或修改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见解。这就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之间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即主观愿望是建立真实的古史，客观上则是旧古史系统被推翻，新的古史系统也未建立，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处于“真空”的状态。这一客观效果除了使古史学者们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真伪难辨外，更多的是留给他们古代典籍多不可信的印象，从而给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史层累说”过于注重史料和古史认识是如何层累演化的，却忽略了某些史料和古史认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日趋递减以至于消亡的现象。这种“古史剥蚀”现象是与“古史层累”现象客观并存。①正是顾颉刚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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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针对顾颉刚的这一弊病，便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8页。）“古史辨”派内部也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缺陷的存在。如吕思勉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就曾指出：“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原，盖有神话焉，有十口相传之辞焉，有方策之遗文焉，有学者所拟议焉，且有寓言无实者焉。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谓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其所以益不易董理也。”（吕思勉：《古史辨》第七册自序，1页。）“古史层累说”提出六十年后，刘起釪亦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指出：“我国上古的旧史体系固然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然另一方面还有‘层累地遗失的古史’与之相辅构成古史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只应当存疑，不应当疑定。顾先生学说中对这点没有加以注意??但由于忽视了‘层累地遗失古史’的一面，以致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但不能肯定就是伪史的地方，也作为伪史怀疑”。（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150页。）杨宽在其《自传》中也提出：“古史传说的层累地造成，和历史事实的逐渐剥蚀是同时出现而存在的，由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后来居上’，因而中国上古史原有体系中，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之后，紧接着逐渐剥蚀历史事实的阶段，夏代正是这两个阶段的交接部分，如何划分古史传说阶段的下限，是需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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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剥蚀”现象的忽略，才会在史料剥蚀残缺的情况下对史实轻易加以断言，进而形成“古史层累说”一大理论缺陷——“默证法”的过度使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十分注意古籍古文献的成篇成书时代和古史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注意将古代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联系。这种善于分析层累形成的每一个历史观念所在时代背景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通过对形成过程的全局性把握，寻出这一历史观念产生的背景原因的方法可以称为“社会背景分析法”。这一方法对于寻找历史认识的源头，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意义。但由于顾颉刚在批判继承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的过程中，受到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扩大成“诸子改制说”；“刘歆伪造说”扩大成“汉人整齐说”，这无意间便放大了战国秦汉间人为造伪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弊病在于没有意识到古史的层累除了有人为伪造附加上的，还有一种是自然层累形成的情况。①当这种意识形成思维定势时，极其容易走向极端。认为战国秦汉间人有意无意的伪造古史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使得这一时期的每位学者所言所说或某部古典文献中的所有内容，都蒙上了伪造的嫌疑，而忽略了去个别分析、具体对待。从而不仅视这些古籍古文献为不可信，就连其中有可能存在的真实史实素地也一概忽视。

第三，“古史层累说”的指导原则，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②顾颉刚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研究者在历史意识方面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③但也要看到，“惟穷流变”造成顾颉刚只注重对“历史认识”的衍生发展的研究，忽视了对“客观历史事实”这一“真”的追寻和探求，并且很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最初是由史料辨伪开始的，他比较注意从史料的演变流传中比较、分析和辨别史料真伪，而对历史本体的客观事实的关注则相对比较薄弱。当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体系形成后，再想针对上古史实的进行深入考辨时，则必然受到他的已有知识结构、研究习惯和学说体系的限制与影响。

第四，“古史层累说”所应用的主要研究领域，多属于史料学和传统文献学的范畴。顾颉刚提出此说，是基于当时史料学状况，但随着古史史料学的发展，特别是地下新出土材料的发现，使得史料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内容不断地扩充。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所提出的某些具体古史学的观点，因此也受到影响和

地认真地处理的。”（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73页。） ①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25－28页。王汎森就认为：“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个特质，则“主要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所造成的影响。”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293页。 ②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273页。 ③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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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反观“古史层累说”，也应该予以重新认识。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中的某些具体古史学观点，由于受到有偏差的理论方法的影响，有些辨伪不免有些过疑，有些论断不免有些武断。随着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出土文献的性质、成书年代和学派归属得以确定，这无疑都影响到了顾颉刚当初运用“古史层累说”所作出的某些论断。

特别是上博简《容成氏》等新出土文献材料给这些具体古史学观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为在新的史料基础上重新检验“古史层累说”创造了条件。例如上博简《容成氏》和墨家思想十分接近，墨家思想中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内容在上博简《容成氏》都有所体现。甚至于某些史事记载和制度、个别字词的理解等方面，上博简《容成氏》和今本《墨子》亦有相合之处。上博简《容成氏》与儒道等家先秦两汉文献材料虽亦有个别相合之处，但通观《容成氏》全文，还是与墨家最为接近。而且从地域上来说，在楚简中发现墨家文献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上博简《容成氏》篇与墨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可直接认为其就是墨家“佚文”。①《容成氏》的学派归属问题得以确定后，顾颉刚在《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中的一些观点则可以得到重新认识。

《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成熟期的代表作。②而顾颉刚在“古史层累说”创立的最初阶段，也曾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等文章中先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如“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等。③这两个观点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创期的核心，顾颉刚通过这两个观点的论述，彻底地拆毁了旧古史系统。“禹”的问题破除了尧舜禹的禅让说，“文王非纣臣论”破除了夏商周君臣相继的革命说。结合新出土文献为代表的考古学材料来重新审查顾颉刚的这些重要观点，并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初创期与成熟期两个阶段的古史学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也会发现以往对“古史层累说”研究中易于被忽视的问题。

第一，《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合并而产生一元化观念，就是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为了表明中国古代的伪古史系统和伪古史观是如何构建成的，运用了“社会背景分析法”，认为战国诸子在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先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制措施，为了达到相互竞争最终取胜的目的，诸子们在缺乏历史观念的情况下，纷纷托古伪造古史。先出的儒墨两家的上古系统较短，只有尧舜禹，而后起的道家则将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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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黄海烈：《上博简<容成氏>的发现及其学派归属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5月26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43。 ②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册上，1－64页。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册下，30－109页。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60页。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105－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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