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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与二十八宿的起源
漆箱盖,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箱盖正上方为一幅星象图,中央是篆书的“斗”字,表示北斗,四周顺序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的东宫一侧绘有青龙,西宫一侧给有白虎,是目前所见我国年代最早的二十八宿图。 一、《尧典》所见的上古天文学
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在远古时代,先民仰观天文,辨识星座,探索天体运行规律,并开始划分星空体系。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尚书》中有《尧典》一篇,相传记载的是五帝、三王之际之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尧舜时代观象授时的情况。 《尧典》说,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观察天文,郑重地将时节的变化告知万民,以便农作:分命羲仲,宅隅夷,曰炀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厌民析,鸟兽孽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 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囚,鸟兽希革。
申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肤西成,宵中星虚,以般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毯。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厥民 ,鸟兽既毛。
相传干氏掌天宫,和氏掌地官,文中提到的羲和、羲叔、和仲、和叔,习称“羲和四子”。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分别居住在东方的肠谷、南方的南郊、西方的昧谷、北方的幽都,职责是观察日月星辰,根据某些作为标志的恒星昏见南中的时间,来定准四季:春分之日,白天和黑夜一样长,所以说是“日中”,这一天的昏时,鸟星在南中出现;夏至之日,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天,所以说是“日永”,这一天的昏时,大火星(心宿二)在南中出现;秋分之日,白天和黑夜又是一样长,所以说是“宵中”,这一天的昏时,虚星在南中出现;冬至之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所以说是“日短”,这一天的昏时,昂星在南中出现。 《尧典》观测四仲中星的方位是“南中”,即正南方向。南中的位置稍有偏差,则观测的结果就会谬以千里。那么,先民是怎样求得推确的南中的呢?《尧典》中没有提到。在周代成书的《周髀算经》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东南西北四方的准确方向,先民是通过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天文测量仪器“表”来得到的。表,最初是指一根直立的杆子,立杆即可见影。观察表影的方向和长短,就可以知道一天中大致的时间,这就是后世钟表之“表”的来历。定推四方的具体方法是,每日记录日出时和日没时的表影的端点,将两个端点用直线连接,就分别得到正东和正西的方向。找出联机的中点,再与表相连,就是正南和正北的方向。
《尧典》还提到“在琅玑玉杨,以齐七政”,根据汉代学者的解释,在是观察的意思。玑是一种可以旋转的仪器,就是后世的浑天仪,衡是玑内观察星宿的的横筒;踏是装饰的美玉,故称“蹈玑玉衡”。七政,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若如汉儒的解释,则尧舜时代已经有了韧始的天文仪器。 尧还对蒙和说:“朗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据此,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历法,知道一个太阳年的长度为366日。由于已经知道用闰月,可知采用的是阴阳历。由于一太阴年分为12个月,六个大月为30日,6个小月为29日,所以12个月的长度只有354—355日。实际上,太阳年的长度为365.24日,与太阴年长度并不相等,两者有10—11日的差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差数越积越多,势必造成寒暑季节错位。为此,古人最初在适当的时候安排连大月,后来每隔2—3年就要增加1个闰月,以便与太阳年的长度协调,这就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意思。
《周髀算经》还提及,日影在四季的位置变化也是用表测得的。春分和秋分之日,太阳从正东升起,从正西落下。而冬至这一天,太阳升于东南、没于西南;夏至这一天,太阳升于东北、没于西北。这正是太阳运行路线在地面的投影。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冬至的时刻,每
每将它作为一年的开始。从这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就是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也就是《尧典》说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但是,对日影的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每年冬至的时刻并不固定,而是每年向后推迟大约六个小时,即四分之一天,到第五年,又回到原泣。由此而知,每年的实际长度应该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所以中国古代的历法称为“四分历”。汉代相传的古代历法有黄帝历、额颈历、夏历、段历、周历、鲁历等六种,习称“古六历”。古六历都是四分历。 但是,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这一时期的遗址或实物,在考古学上还得不到证明。《尧典》的记载,究竟是上古时代口耳相传的史影,还是出于战国儒者的附会?学术界一直聚讼纷如,莫衷一是。
二、北极、北斗和二十八宿
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中,北极星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在恒星的视运动过程中,天球北极是固定不动的,星空的旋转,无不以北极星为中心,所以《论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北辰就是北极星。但是,实际上所谓的北极星(帝星,即小熊座的α星),并非就是北天极,古人对此已有认识,《吕氏春秋·有始》说:“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北极星与其它恒星一样,也在绕天极旋转。不过,北极星是离天极最近的亮星,移动的范围极小,位置相对固定,所以,人们还是将它作为北天极来看待。
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是北斗七星。远古时代,北斗七星处在黄河流域的恒显团内,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北斗与北极星的距离比较近,位移明显而有规律,先民早就认识到初昏时斗柄的指向,与四季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歇,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民间的’一切节令,无不与北斗星有关。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北斗星的作用,《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础,古人格观察的视野扩展到天赤道附近的恒星区。古人把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动轨迹称为黄道,把与天球极轴垂直的最大的赤纬圈,也就是地球赤道平面延伸后,与天球球面相交的大圆称为天赤道。先民将分布在黄道和赤道附近两个带状区域内的恒星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名之为二十八宿,至迟到战国时代,我国文献中出现了以北斗为中心的、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二十八宿分为东、内、西、北四官,每宫七里。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它们分别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东官像苍龙,南官像朱雀,西宫像内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四象”。四宫、四象与四季相配如下:
东官苍龙主眷:角、亢、氏、房、心、民、箕七星; 南宫朱雀土夏;井、鬼、柳、星、张、翼、轸七星; 西宵白虎主秋:垄、娄、胃、员、毕、觜、参亡星; 北官玄武主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
二十八宿是先民观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以二十八宿为坐标,可以参酌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也可以推定太阳和恒星的位置。有了如此完善的周天星座体系作为计算的基点,还可以产生诸如“合朔”等复杂的天文概念。因此,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
那么,古人创立这一恒星体系,为什么要选取“二十八”这样一个数字,而不是其它数字呢?学者中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专家认为,它可能与恒星月的长度,也就是月球从某——恒星出发、又回到此恒星的周期有关。《吕氏春秋·团道》说:“月路二十八宿,衫与角属,圆道也。”《论衡·谈天》说:“二十八宿为日、站台,犹地有邮亭,为长吏腐矣。邮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天也。”《史记·律书》所引的古文献,把二十八宿称为二十八台,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索隐》解释说,二十八宿就是日月和五大行星所止舍、停宿的地方。这与《吕氏春秋》等书把二十八宿理解为邮亭、星舍是一个意思。在古代印度,二十八宿被称为“纳沙特拉”(nakshatra),在阿拉伯则被称为“马纳吉尔”(a1—manazil),意思也都是“月站”。
恒星月的长度为27.32166日,月亮每晚都在恒星之间的一个住所停留,取其整数,所以划分为二十八宿。由于恒星月的长度在27日与28日之间,所以古人曾经使用过二十七宿、为此而将室、壁两宿合为一宿。需要指出的是,月亮每天绕地运行有固定的行度,是一个常数,即用周天365度除以恒星月的长度,为13度略多。而二十八宿划分的天区并不是等分的,各宿的距度相差很大,用古度表示,井宿最宽,有33度,觜宿最窄,只有2度。因此,月亮在恒星之间的运动实际上并不是每天运行一宿。所谓二十八宿,不过是古人在天空中自西向东选择的二十八个标准点。 三、二十八宿起源于何地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Gaubil)和英国学者科尔布鲁克(H.T.Colerooke)将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介绍到欧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在中国、印度、伊朗、埃及等古文明的天文学体系中,都有二十八宿。那么,这一体系首先是在哪一国发明的呢?它传布的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成为各国天文学家研究的热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多认为中国的十二辰和十二支都是从巴比伦黄道十二官演变而来的。英国学者艾约瑟(J.Edkins)、基思(A.BerriedateKeith)和德国学者韦伯(A.weder)、奥尔登贝格(H.Oldenberg)、博尔(F.Boll)等都持这种看法。 日人饭岛忠夫认为,公元前331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帝灭掉波斯帝国时,其势力曾直通中亚,西方天文学、包括二十八宿体系在内,就是在那时传人中国的。他甚至推论说,中国的天文学也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西方人“肠葱岭,过流沙,而达于黄河流域”的。许多学者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然后分别传人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从表面上看,中国与巴比伦的天文学体系在概念上和方法上都非常相似,巴比伦将黄道分为十二官,中国则把周天分为十二辰,并用于、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来命名。但是,古代巴比伦把黄道划分为十二官,是因为每个回归年有十二个月,太阳沿黄道周年视运动,每月进入一官。而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是月亮视运动的标志点,四象、二十八宿呈赤道环分布。巴比伦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塞琉古时期的泥版上还是采用黄道系统。
重要的是,在数量巨大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至今没有发现过二十八宿表,甚至没有见到二十八宿的痕迹,只有一种独立于黄道十二宫之外的二十一标准星体系,其年代在公元前312—公元前64年的塞琉西王国时期。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圆仪刻列二十八宿距度所反映的原始古距星,与巴比伦二十一标难星比较,只有三星相合。表明巴比伦三十一标准星与中国的二十八宿完全不是一个体系。因此,所谓二十八宿缘起子巴比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印度、阿拉伯、埃及的二十八宿体同出一源。在这四个地区之中,二十八宿的发生孰先孰后?据专家研究,阿拉伯“马纳吉尔”的星名表大约完成于《古兰经》之前,其使用二十八宿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世纪。埃及使用二十八宿的时代与此接近,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科布特时代。适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献有关二十八宿的年代要比埃及和阿拉伯早得多。《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等战国典籍中,已经有了基本完整的二十八宿之名。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律书》中,就已经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的名称记载,只是名字略有差异。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约公元前170年)中,二十八宿名也已经全部出现。唐代《开元占经》引用的战国时代的石氏星表中,也省了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大约公元前4世纪观测的二十八宿距废。因此,至迟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完备。据此可以肯定.二十八宿不可能起源埃及或阿拉伯地区,而只能是起源于印度或中国。
英国学者白赖南(W.Brennand)和美国学者伯吉斯(E.Burgess)认为,二十八宿体系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对二十八宿的中国名称语音作了若干“处理”后认为,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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