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制度及其对当代政治监督的启示

成都理工大学2015届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第2章 明代言官制度的概况

2．1 封建社会言官制度的沿革

言官群体是一个明代官员集体中以管理言路、专司监察为主的组成部分，其运用阶级划分理论来看，属于上层的统治阶级。这个阶层里，均是出身很高，经过严格选拔的士大夫们。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士”或者“士大夫”这一群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形态自从汉代之后，已经可以说其具有表现为独特的“士大夫”政治的特色。

言官是明代政治中的一股特别的政治势力，言官团体在明代封建政治生活中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有学者甚至曾说过明代乃以监察官员治天下者，足以可见得明代政治舞台上言官的不可忽视性。

在明代，言官是给事中与御史的合称，组织机构分别为六科和都察院。而明代之前，给事中掌管言论，所以被称呼为言官或者谏官；御史则主要负责纠察，被称之为察官，两者共同行使监督职能。到了明朝，二者的具体职权有所差别，但是重叠的地方较多，总的来说还是以言论为对象，“台谏合一”越来越明显，所以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往往将它们合称为言官。

给事中始创于秦代，“给事中，秦官也”。①给事中在汉代却并不是正式的官员，是大夫和议郎的加官，凡是有这个加官的都可以在皇帝左右做顾问。给事中逐渐生成正式，是在魏晋之后。唐朝时期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有“封驳”的权力，对政治有些许影响。宋代元丰改制之前，给事中仅仅是寄禄官（官名与职务分离，非有皇帝特命，不管本部门事务），宋代中后期恢复封驳之权。

明太祖立国之后，为了强化皇权，废除了丞相，分散相权于六部，提高了六部之权。而另一方面，又担心部权过重，在中央对应六部又设置了给事中，用以来牵制和监督。每科设给事中二人，品阶却为正七品，独立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四年，品阶降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从八品，给事中吏科与工科四人，户科与刑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共四十人，正九品。明初给事中人员有定制，共计为五十八人，分工细致，职权有了很大的扩张。建文年间，给事中品阶曾有一度提升，明成祖时期，人员有所缩减，此后，人数、品阶基本成为定制，直到朝代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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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晋书·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卷二十四，志第十四，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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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之名称最初见于《周礼》，“御史之名，周官有之”。①在春秋战国时期，御史为各个诸侯王之近臣，充当文书一职。秦朝设置御史大夫，专管弹劾纠察。唐代御史台按照各自职能分为台、殿、察。明初建国，参照唐朝设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洪武十五年，改设都察院。都察院有监察御史八人，品阶为正七品，分管十二道，每地又设置御史三至五人，品阶正九品。十七年时，都察院初步定制，设置左、右御史一人，正二品官职，左、右副都御使一人，正三品官职，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四品官职。道的设置在宣德年间才最终确立，改为十三道，一个行省为一道，每道设置监察御史人数均有定制，总共一百一十一人。另外，南京还设有都察院，设立了右都御史、右副督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总共三十人。②还有一种情况，自景泰四年之后，由朝廷派遣的地方总督、巡抚等，一般有都御史、副都御使、佥都御史等职衔，由于总督巡抚的派遣没有定额，所以导致都御史、副都御使、佥都御史也没有明确的固定数量。

总的来说，在明代以前，给事中和御史的区别很大，给事中职权是封驳制敕、谏诤规诲，而御史则是职掌纠举官员、肃清吏治；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御史隶属于御史台；给事中主要负责“言”，为言官，御史负责“察”，为察官。自宋代开始，“台谏合一”渐行，御史开始兼理言职，但言官却不得涉及监察。到了明代，纠察弹劾百官仍然是御史的主要职权，但同时言事职权也得以继承，明初皇帝也鼓励御史直谏。明代给事中则变化较大，虽然表面看来职权区别不大，但是性质却不同。在言谏和检察两种职权上，言谏职能逐渐弱化，更加偏重于监察。明代言谏没有专门的官员，给事中和御史均有职权，但给事中的纠察弹劾职能得以强化，不过此职权历来都属于御史之下，明代给事中的弹劾权与御史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御史和给事中职权的演化，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有明显关系。御史最初不过是掌管记事的官员，但是权势的逐渐增重，使其慢慢的成为皇帝肃清纲纪的代言人，所以随着中央集权的增强，与日并进，来扩张自己的职能。但是给事中的发展则与之相反，言官有谏议、封驳的权力，所以能防止皇帝的专断，但是皇帝专制与政府集权的程度却愈趋愈甚，言官之权也因之而日见削减，这二者其实是互为消长者。

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言官制度的建制必然也会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官僚组织的变更而有所变化。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在明代已然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与此相

①②

周公旦：《周礼》，北京：中华书局， 2014年，第157页。 蔡明轮：《明代言官群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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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言官制度作为君主的“耳目”，也相应发展到极端。当然，明代严密而完备的言官制度，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也同时推向了巅峰。

2.2言官的运作

2.2.1言官的职权

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君主赋予了言官更多、更为广泛的职权，为其在政治上发挥“耳目”、 “醒世”和 “防腐剂” 的作用，提供了极大程度上的便利。明代言官的职权有以下几种：

第一， 直谏皇帝，控制言路。

所谓的言路，指的就是现代所说的舆论，或者准确的说，是舆论上达至皇帝的渠道。在明朝，言路狭义上指的是言官的言事，广义上却指四方的臣民都可以陈情建言。作为皇帝近侍，给事中在皇帝临上朝时，要轮流值日，发现皇帝所做的事有不合理之处，无论是政令、军民还是百官，各个方面都可以上书言事，履行“近侍之职”。而御史可以言论的，相对较少，只有政令得失、军民利病二者。此职权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国家某方面的治理出现弊端的时候，言官群体往往必须上书陈述时局利弊，借以提醒皇帝与百官，如果皇帝受到蒙蔽而做出不利于国家的举动，言官群体就要做到不惜舍身来直谏。

第二， 处理奏章和下达诏旨。

《明史》记载，给事中“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①

明代政府的各种奏章都是由通政司进行汇总，然后送往会极门，再由内廷里的文书房记录后送呈给皇帝。皇帝做出批复的，送到内阁进行票拟，最终批红之后公布。六科每天都会领取奏章和诏旨，经过审核之后，在进行抄写发送各个相关部门，然后给事中行使封驳权。

另外，为保证给事中职权的执行，如果六科不封驳，存在失职者，则容许御史纠察举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给事中进行了监督。

第三， 纠察和弹劾。

纠察和弹劾是言官最基本的职责。专门弹劾百官，辨清冤枉与否，以达到肃清官场风纪之目的。《明史》规定，“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者劾，凡百官猥茸、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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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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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①。同时，都御史还有监督并弹劾身负执法之责的御史的权力。在弹劾对象上，给事中和御史并不相同。御史着重于地方官员，而给事中则大多负责中央，即六部。从实际上来说，弹劾对象有三：分别是皇族宗室及大臣、权臣及宦官。

明代言官弹劾有自己的严格纪律。弹劾奏疏要明确写清年月、事迹，不许夸大事实，泛泛而谈，不许夹杂私情，掺杂虚假，否则要处以刑罚抵罪。另外，弹劾五品以上官员，需要阐明事实，六品以下，则可随时关押询问。明初时，言官弹劾还有一套具体的仪式，御史要身着红衣，在御驾之前，当面纠察弹劾，然后所弹劾之人当场关押。所以，每当御史身着红衣入大殿，也就预示着一场纷争的开始。

言官的弹劾权看似十分公正，然而其受皇帝的直接领导，这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它的局限性。在明代历史上，皇帝暗示或指示言官弹劾自己厌恶的大臣，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也时常存在。

第四， 廷推。

廷推具体指的是官员的考核和廷议。考核方面，被考核的对象的人物好坏、善恶与否的鉴别来源就是言官的对其的评价。言官在评论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明代，官员一旦遭到言官的纠察，即便有皇帝的挽留也法会无颜见人，一旦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就会终身不出。由此可见，言官在吏治方面的监督职能。

言官议政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举荐高级官员、探讨国家大事、裁决刑狱等等。言官以正七品、从七品的品阶参与廷议，往往更能有效的牵制权臣，以平衡政派纷争。会推时，内阁大臣、吏部兵部尚书、大九卿及五品以上的官员都会参加，但是六部给事中却掌握着廷推的主持权。言官参与到廷推之中，其实质上其实是作为“耳目”游走在联系皇帝与六部之间，便于皇帝进行决策。

第五， 巡历和当差。

巡历包括例行巡察和重大事故巡察。巡历的官员均为都御使，按照阶级分为巡抚和巡按两种。巡按职务较小，仅为监察一种。巡历时的言官职权范围很广，几乎无所不能，成为为皇帝提供社会动态的重要渠道。

另外，当差则是指承担杂差。分别是册封宗室诸蕃、两京制卷、巡视京营、监会试及武举、参朝门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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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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