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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所译经典中偈颂的研究
——四部经典中偈颂的汉译者
齐藤隆信
作者齐藤隆信，日本知恩院净土宗学研究所助教、佛教大学讲师、中国佛学院访问学者
此文原載中國佛學院院刊《法源學報》2001年第第19期。
http://www.zgfxy.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4
序言
在现存的汉译经典中，其中有很多翻译者不能确定，历代经录中都把这些经典叫做“失译（失译经典）”。《历代三宝纪》中有些经典被假托汉译者（本文称其为“假托经典”），是因为撰者费长房（六世纪，成都人）经历北周废佛，同时坚持护法。因此七世纪以后不少假托经典就出现了。后人要想推知真实的汉译者并不容易，这让我们研究者困惑。要推定汉译者，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依历代经录记载来判断，第二按照经典中的词汇和语法来推定归纳。本文除此方法以外，参以别的方法来考察，从“偈颂的韵脚”的角度来对四部经典的汉译者加以讨论。四部经典如下面：
１，《法句经》（吴，维祗难、竺将炎共译） ２，《般泥洹经》（东晋，失译） ３，《鹿母经》（西晋，竺法护译） ４，《演道俗业经》（西秦，圣坚译）
在这四部经典中都能看到有韵偈颂。虽然毎个偈颂的情况不相同，比如有的偈颂完全押韵，有的不规则押，有的并不押，但是我们能知道包括这些偈颂的经典都是被汉译者将偈颂特意考虑翻译下来的。本文是本人系列研究“汉语佛典中偈颂的研究”的一部份，在此主要探索这四部经典中偈颂的翻译者，我认为是三国吴的居士支谦所翻译的。至于其它有关有韵偈颂的诸问题，请参见本人曾发表的以下论文:
①《汉语佛典中偈颂的研究―有韵的偈颂―》，香川孝雄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佛教学净土学研究》所收，京都永田文昌堂，2001年3月。
②《支谦与鸠摩罗什译佛典中偈的诗律》，《佛教史学研究》43-1号，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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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
③《汉译佛典中偈颂的韵律与〈演道俗业经〉》，《法源》第18期，北京，2000年12月。
④《礼赞偈的韵律―诗的评价和原文校订―》，《净土宗学研究》26号，京都，2000年3月。
１、《法句经》的偈颂
关于维祗难翻译《法句经》的过程，在《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以及《法句经序》里都能看到。我们用这些资料来详细地考察《法句经》的汉译过程。先在下面骈记《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的记载。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三（55/96a）所载“维祗难传”中说：
后有沙门维祗难者，天竺人也。以孙权黄武三年（二二四），赍昙钵经胡本来至武昌。昙钵即法句经也。时支谦请出经，乃令其同道竺将炎传译，谦写为汉文。将炎未善汉言，颇有不尽。然志存义本，近于质实。今所传法句是也。
在《高僧传》卷一（50/326c）说：
维祗难，本天竺人??以黄武三年（二二四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两个资料的差异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１、提倡翻译《法句经》的人不同，前者是三国吴的居士支谦，后者是吴的士大夫（名字不详）；２、翻译的人不一様，前者是竺将炎、支谦参加翻译，后者是维祗难和竺将炎（竺将炎是从印度跟维祗难一起来到中华的僧人。与竺律炎相同）。《法句经》的汉译者到底是谁？从上面所引的“维祗难传”来看，我们能知道维祗难和竺将炎，他们俩不会汉语。在《法句经序》中也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我们推测汉译者，这记载应值得特别注意。
这未详撰者的《法句经序》记载着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里没记的《法句经》汉译的情况。以下作一些简略说明。《法句经序》的撰者“仆”（一人称代词）对所译的《法句经》二十六品不太満意，因其所表达的文辞中有“质直”的味道，故要求维祗难和竺将炎修改译文。但是维祗难主张，翻译经典的文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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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要故意地修饰，当时在场的人也同意维祗难说的对翻译佛典的看法，而且引用老子和孔子的名句来拥护他的主张。因此“仆”处于孤立状态，失去了修改译文的机会。不过，“仆”还是不满意，是因为这二十六品《法句经》被翻译的时候，他们把意思不明显的地方故意删除而翻译下去。于是“仆”向竺将炎再次谘问，便得到了别的十三品，而且自己把它翻成汉语，又修改了以往所译的二十六品《法句经》（旧本）的文辞，因此旧的二十六品加以新的十三品，于是完整的三十九品《法句经》（新本）终于出现于世了。这件事如《法句经序》说（55/50a）：
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
品。并校往故。有所増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
那么，已经知道了“仆”从维祗难得到二十六品《法句经》原本以后，让竺将炎翻成汉语。然而他的汉语水平不高，所以其文辞当然成为“不雅”。这种对译文的评价是只有很了解汉语的人能作的，再说“仆”又讲“偈者结语，犹诗颂也”，这样的句子在汉语佛典中是罕见的例子。尽管后代资料中能看到一些，1但是汉魏晋之间没有把佛教典籍中偈颂称呼为中国古代的“诗”。这是因为汉译佛典中偈颂本来没有诗歌的格律。一般来说，抄写齐言句的时候，汉译佛典中先冠以“说偈颂（或者伽陀、偈、颂、赞、叹、歌、咏、吟等等）云”，但絶不冠以“诗云”的例子。况且汉语佛典中（含中国人撰述书），所能见到的 “诗云”的“诗”是 “《诗经》云”或者“有人作的诗歌云”的意思，不是被翻译的佛典中“偈颂云”的意思。就是说印度传来的“Gatha”只不过是“偈”而已，不是中华的“诗”。按照偈与诗的外形来看，偈、诗两类都以四言、五言、七言等的齐言作为结构（有少例外），一见就感到相同的。然而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他们不敢用互相的专门用语，佛教徒坚持用“偈”，非佛教徒也坚持用“诗”。2那么这《法句经序》撰者“仆”（他是个参加翻译的佛教徒）到底怎么能讲“偈者结语，犹诗颂也”？ 我想能加以“犹诗颂也”的评价的“仆”，应该是把印度原典中有诗律gatha翻成汉语，可以用中华传统诗文的格律翻译的人物。因此可以说这《法句经序》的撰者“仆”是三国吴的支谦，同时知道现存大藏经中历来传为维祗难、竺将炎译的《法句经》上下二卷的汉译者也就是三国吴的支谦。关于这件事，小野玄妙已经在《佛典总论》里作简略说明。3
再说，在《出三藏记集》第二维祗难译经典之条中著录（55/6c）：
法句经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 魏文帝时，天竺沙门维祗难，以吴主孙权黄武三年赍胡本。武昌竺将炎共支谦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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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译经典之条中也记载着“法句经二卷”（55/6c），还有《新集异出经录第二》（55/15a）里也载：
法句经 祗难、支谦，右一经二人异出。
如上面所引用，之所以维祗难译《法句经》和支谦译《法句经》作为别的经典来著录，是因为如前所说：首先翻译的二十六品《法句经》（旧本）作为维祗难的译出经典，修订旧本二十六品《法句经》而新添加十三品，成为三十九品的《法句经》（増补校订的新本），把这三十九品《法句经》作为支谦译出经典。根据以上分析来看，我们可以说《法句经序》的撰者和现存《法句经》的汉译者是三国吴的支谦。况且在支谦所译经典中能看到不少押韵的偈颂，详文请参照本人论文②。
现存大藏经中《法句经》上下二卷是三十九品的结构，所以能知道这是支谦所増补校订的新本《法句经》，其中的第十七“恶行品”和第三十一“象喩品”里的有一部份偈颂押韵。那些有韵偈颂不能认为是维祗难和竺将炎所译的（是因为如上面所示，他们不会汉语），应该是以汉语为母语且特别注重诗律的人翻译的。
一般来说，来到中华的僧人首先学会汉语，然后讲经和参加汉译等的布道活动。比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中的“僧伽提婆传”（55/99c）载，他在前秦苻坚建元年间（365--384）来华，到洛阳以后，先学四、五年汉语，才能了解以前所译的经典中有很多错误（“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倶适洛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岁积，转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又同卷十四的“昙无谶传”（55/103a）载，他从印度通过龟兹（库车）更到姑藏（凉州）以后，受沮渠蒙逊勅命翻译《涅槃经》，但他不会汉语，所以先学三年汉语以后，得到慧嵩和道朗的助力，才能完成翻译事业（“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又同卷十的道摽撰《舍利弗阿毘昙序》（55/71a）中也说，天竺僧昙摩崛多和罽宾僧昙摩耶舍，弘始九年（407）在长安受勅命翻译《舍利弗阿毘昙论》，先把头脑里记忆的梵文经典抄下来，到弘始十年（408）为止。但他们俩是不会汉语的。由此渐渐学会汉语以后，弘始十六年（414）才能着手翻译，翌十七年（415）校对修订完了（“停至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语，令自宣译，?并校至十七年讫”）。与这相类似的例子，在安世高传、安玄传、佛图罗刹传等中也能看到。由此可以说来华僧人为了翻译梵语等原典，都是先学三年五载汉语。就《法句经》的汉译，如《高僧传》卷一（50/326b）载：
〔维祗〕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竺〕律炎译为汉文。〔竺律〕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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