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层原则

为我主义）来看待问题了。这是因为, 依于效益主义, 民主政治的政策考量, 必须要能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 而这经常会是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依于为我主义, 则金权结合更使政治人物为了自己与金主的共同利益, 而为那些图利少数特定对象的法案与政策, 曲意护航。

三、宗教是否具足“伦理”与“伦理学”？

首先我们不妨提出质疑：宗教是否必须涉及伦理（ethics）或道德（morality）？或者, 它是否可以缩小伦理关切的范畴, 让宗教内部的成员, 单只关切（攸关个人生命处境之）个己伦理, 而完全不须涉及（攸关他者处境的）群己伦理与（攸关自己所置身之世间的）环境伦理？

在基督宗教, 有“属灵”抑或“属世”的路线之争, 在佛教, 也有“出世”抑或“入世”的路线之争, 这已是一个古老的争议性话题。话说回来, 即使是纯重“属灵”或“出世”的隐修僧, 仅为了“立足世间”以达成隐修目的之“利己”理由, 亦不得不顾及群己伦理与环境伦理。否则他们将会受到社会的强大排斥或干预, 处境维艰, 那时连隐修也终将成为奢望。

其次, 更积极而言, 无论是为了实践诸如基督宗教的“爱德”或佛教的“慈悲”教义, 还是为了让所弘传的教义, 得以受到世人的接纳与肯定, 宗教也不能将“伦理”置之度外。

这都还是理性层次的思辨。更深层而言, 生命既立足于天地之间, 焉能不沉思默想于个己处境、群己关系, 焉能无所感于山岳之壮伟、河海之澎湃、星空之浩渺、鸟兽虫鱼之狷飞蠕动、草木花果之蓬勃生机？既有所思所感, 则面对个己、他者、群体、动物、植物, 乃至环境中的无情之物, 必有以思对应之道。而对应之道的探索, 正是哲学与宗教的源泉。

基督宗教与佛教都不免触及到伦理或道德的议题。在西方, 基督宗教是很自觉地建构着整套的伦理神学, 因为源自西亚的希伯来宗教, 有必要与西方本土的希腊哲学, 作积极性的对话。而希腊哲学早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时代, 就已建构了“伦理学”的体系, 为此, 中世纪

经院哲学大师汤玛斯?阿奎那（Thomas Acquinas）, 还综合希腊哲学与希伯来神学, 使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方法, 而建构其兼顾“自然律”与“神律”的道德学说。

东方的佛教因为没有这种背景, 所以虽然在它的古典之中, 有许多与伦理、道德相关的丰富素材, 但过往的佛教思想史中, 却未曾有意识地建构一套“伦理学”, 这是笔者在民国八十四（1995）年, 会

撰着哲学进路的《佛教伦理学》以为大学教材的原因。

四、道德的中层原则

各种思想体系的伦理学, 来自不同的思想源头, 有不同的推论过程, 却可获得相当接近的伦理共识；这些共识, 依于贝参（Tom L. Beauchamp）与查尔德斯（James F. Childress）所提出的生命伦理学体系, 可以归纳出若干基本的道德原则。查、贝二氏的主张, 亦即所谓的“共同道德性理论”（Common-Morality Theories ）, 又名“原则主义”（Principlism）, 他们尝试掌握此诸道德共同性, 不采取任何思想体系中单一的最高原则, 而直接依经验法则, 寻求多个普遍被接受与可用的道德原则 [1], 李瑞全教授以此名之为“中层道德原则”（或简称“中层原则”）, 并提醒道：

事实上, 共同道德性如何提供一道德的起点, 这是原则主义所没有说明, 也不容易说明的重要关键。[2]

查、贝二氏的主张, 亦即所谓的“共同道德性理论”, 可归纳出四个道德原则：

一、 自律原则（Principle of Autonomy）：道德主体的行为, 出于自主自律的意愿, 并相对地视他人为一自主自律的道德主体。

二、 不伤害原则（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不应对任何人（或物）造成伤害, 应该防止罪恶而促进善行。这是一种道德义务（moral duty）。

三、 仁爱原则（Principle of Beneficence）：指对他人或物的慈爱表现。相对于不伤害原则之为强制性的“道德义务”（moral duty）, 仁爱原则属于“道德理想”（moral ideal）。如果仁爱的德行, 要达到舍己救人的程度, 这是一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超义务”行为, 所以此中的仁爱原则, 暂限定于一般能力所及的牺牲与奉献。

四、 公正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道德上的普遍性、平等性与无偏私性。

这四个相同的中层原则, 不但促使人类存在着普世性的基本伦理规范（例如：不伤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而且也是不同的宗教哲学与思想体系之间, 可以在对话层面或行动层面“求同存异”, 共同为生命福祉而奋斗合作的宝贵基础。

以宗教哲学为例：基督宗教以“神”作为伦理神学的根源；佛教不建立形上学的“神”, 直接依经验法则, 归纳出一切现象依因待缘而生成、变异、坏灭的“缘起”论, 作为佛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尽管基本原理南辕北辙, 但是从各自的基本原理, 确实也可开展出相同的四个中层原则, 以及类同项目占极大比例的基本规范（如基督宗教的“十诫”与佛教的“五戒”）。

当然, 由于不同的宗教哲学, 其建立中层原则与基本规范的源头活水（基本原理）往往迥异, 因此即使在运用“中层原则”的时候, 也会产生运用范畴与运用方法的重大歧异。

在运用范畴方面, 例如：两大宗教都依不伤害原则, 而有“不杀”的基本规范。而佛教的“不杀生戒”, 禁止对任何生命（包括动物）的杀害；但是反之, 基督宗教的“十诫”, 则是不可杀“人”, 戒禁范围并不及于人以外的动物。

在运用方法方面, 两大宗教都重视仁爱原则（亦即“爱”或“慈悲”）在人间的具体实践, 不喜徒托空言；而佛教对于“慈悲”的培养, 强调的是“以己度他情”（自他互替）以及“诸法无我”的观照, 基督宗教对于“爱”的扩充, 则强调要回应“上帝白白的恩典”, 而尽心、尽形、尽意地敬爱上帝, 从而爱及同属受造者的“邻人”乃至“仇敌”。

依上项层次结构, 本文将缩小范围, 以检视基督宗教伦理学与佛教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中层原则与基本规范, 其中包括：

一、 两大宗教在规范伦理学方面, 所要处理的共同议题。

如：两大宗教都主张人有根源性的重大问题。基督宗教有“原

罪”论, 是指受造物没有达到造物者创造他的目标。佛教则认为众生皆有“无明”（知的根源性错乱）与“我爱”（情意的根源性错乱）, 是为烦恼与生死之根源。

而面对此一重大根源性问题, 两大宗教, 无论是基督宗教的创造论还是佛教的缘起论, 都可能被质疑它有“命定论”的思想陷阱（依笔者的观察, 为数众多的佛教徒, 动不动就祭出似是而非的“业障论”, 他们落入命定论陷阱的情形, 其实更形严重）；而依系统神学或佛教哲学的内在逻辑, 也都可以肯定道德主体具足“自由意志”, 从而摆脱“命定论”的色彩。

又如：基督宗教伦理学中, 上帝有两大属性：“公义”与“爱”；佛教虽属无神论, 却也可从其“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基本原理, 而推出相应于“公义”与“爱”的两大原则：“因果律”与“护生观”。这两大属性或原则, 乍看彷若互相矛盾, 实则可以相互证成。

二、两大宗教各自重视且看法不同的议题。例如：基督宗教极其重视对造物主之信德的建立, 佛教则无；又如：佛教一向鲜明地反对利用动物以换取人类的利益, 但基督宗教中的主流教派, 则对此一现象迄无重大的反对声浪, 甚至以圣经内容或系统神学的理论, 来证成人类利用动物以成全人类福祉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