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摘要: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

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

关键词:明代 州县 吏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为乡绅政治，有着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州县为这两种规范的结合点，其矛盾尤为突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州县的吏治产生了极大问题。明代的腐败，首先是州县以下直至乡里的官吏腐败，直接危害社会，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而州县腐败的症结，就在官僚政治和乡绅政治的衔接上。

州县实为国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县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员问题，是明代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史学界以往多有忽视。论及明朝的政治问题，多着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实际上，皇帝专权，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辖六部，以及宦官专政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却不可能立即引起民变。而州县吏治却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值得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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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州县守令的两难处境

明代的州县长官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E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著，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胥吏把持地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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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终于激起民变。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天启年间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①。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②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

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

①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62页。

②

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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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③显然，年轻气盛的袁中郎，书生气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复杂的县政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个中愁滋味。

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寥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药可救，终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败的表现

③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香港广智书局，1986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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