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答案

传》：“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采取的是儒家正统的道德观点。“发愤著书说”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诗穷而后工”的思路。 12. 以意逆志

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一般的注释家都将“意”理解为说诗者的心意。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朱熹注：“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意”是作品中本来所蕴含的意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 13. 直寻

在钟嵘《诗品序》中提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直寻”理论。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于“用事”无关。他提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就可以了。钟嵘所说的“直寻”是指用直接可感的形象来描绘诗人有感于外界事物所激起的感情，它并不排斥创作中的理性的参与，但必须以直接可感的形象为主体，使之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进而感染、震撼其心灵。 三. 简答题

1. 简述《文心雕龙》的基本结构。

《文心雕龙》素有“体大思周”之名，全书是研究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一著作。它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问题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文学创作、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等文学理论文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论述的整体。《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2. 简述《闲情偶记》中关于戏曲创作的基本主张。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总结前人的戏曲创作经验，从戏曲实践的各个层面对于戏曲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他从具体的演出实际出发，重视舞台效果，对于戏曲文学和戏曲表演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李渔很重视戏曲作品的结构，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也就是在统一的主题安排下使得戏曲文学结构严密，脉络清晰。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在选择题材时要主意到新奇的题材，见人所未见。李渔要求戏曲语言要浅显易懂，特别注重宾白的创作，反对语言的迂腐深奥，要求语言要新奇洁净，少用方言，还要求戏曲语言要准确，符合人物的个性。在戏曲音律方面，李渔主张“恪守词韵”，但同时也反对太过拗口的音韵倾向。 3. 什么是“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开始于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改变了前人仅仅以参禅比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比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严羽在体会禅宗心法的过程中，使

用禅宗特有的理论表达，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靠“妙悟”。这样，他就使得以禅喻诗进入到了诗的本质层面上来，由此导出后人“诗禅等一”等等的说法，在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诗歌与佛理的融合虽然在早期就有，可唯独严羽能够将禅宗理论与文学现实相结合，不仅对于佛法的本土化作出了理论贡献，借助佛理，严羽也能够更深入的涉及到一系列以前没有被触及的文学理论问题，开拓了文学理论表达的视野。 4. 简述《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基本内容

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在刘勰之前，已经有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神思”的主张，比如东晋孙绰和刘宋时的宗炳。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 5. 简述陆机的“缘情说”。

《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表达固然根植于传统的理论表达，但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诗言志”作为早期诗学的经典定义，其中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非常明显，经过汉代经学的阐释，“诗言志”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表达。在陆机那里，通过以“情”代“志”，扩展了“诗”的源初意义，以便更精确的说明诗歌的真正范围。“绮”本来意义指丝织品上的花纹，在陆机那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纤细、“轻浮”的美，描述色彩鲜亮，复杂而诱人的特点。陆机在曹丕“辞赋欲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时代，对于早期的儒家礼教教条进行了自主的理论改造。同时，陆机和曹丕一样，将每一文体与某一特征联系在一起。各种文体之间彼此区别的原因是方式或者样态。而在这里又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结果：把作家的特征和文学效果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体现出了今后在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倾向，文学就是要把作家的内心状态充分传达给读者 6. 简述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作用；二是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者叫做“泄导人情”、“补察时政”，这是其新乐府理论的主导思想。“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够反映民间疾苦，使百姓的痛苦“稍稍递进闻于上”，让人主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病，引起在上位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落脚点就在于此。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强烈地表明了他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并且鲜明地指出了文学应该积极地干预现实，为实现政治理想，为改善百姓的生活发挥应有的功效。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7. 简述东汉时期在楚辞问题上的讨论，以班固王逸为例。

在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上，不仅是关于具体作品的文学判断问题，而且涉及了汉代对于整个思想史传统与边缘问题的全面理解。从汉初贾谊到淮南王刘安、司马迁，虽然所属学派不同，但由于思想的开放性，能够比较体贴切近地理解屈原之为人与为文，对其作出较高的道德和艺术评价，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识。但发展到两汉之交，由于儒学的内在转向，扬雄班固等人提出了“依经立义”的立场，对屈原其人与作品进行了贬责的批评，认为屈原不符合儒家的正统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针对这样的思想现实，王

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屈原符合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阐发了刘安和司马迁的观点，并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尽量从儒家的诗教原则出发，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从屈原所受社会环境的压迫来讨论其作品，认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又在《九章?惜诵》注中说：“言己身虽疲病，犹发愤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泄己情思以讽君也。”王逸能够看到楚辞中的艺术魅力，其《远游序》评曰：“文采秀发，遂叙妙思，讬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然怀念楚国，思慕旧故。”这也可以看作是在东汉时期开始兴起的文学自主观念的开端。 8. 简述《庄子》中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首先，庄子认为书籍文辞之可贵在于记录了语言，语言之可贵在于反应了情意，然而一种情意的产生与形成，有其环境、时间、地点、条件的依据，它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伴随着、相互联系的事物与思想活动，那就不是用语言所能充分全部表达出来的，而书面记录又不可能超过语言所表达的，因而其中究竟能保存多少作者的真情实意就很难说了。世俗之人徒劳地珍重文书，却不懂得真正有价值的在什么地方。其次，一切事物都有外形与内情，人们的观察如果停留在其形状、颜色、名称、声音的表面，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著书立说的人未必有什么真知灼见，有真知灼见的人又未必用语言文字、概念、色彩、音调加以完整地表达出来。最后，事物是无限丰富多样的，其中精微的区别，未必可以用语言文字能表达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 论述题

1. 试论孔子的“思无邪”观念。

“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邪”，《广韵》云：“不正也。”《正韵》云：“邪思也，佞也。”在《诗?鲁颂?駉》中有“思无邪，思马思伹。”的话。孔子借以讨论《诗》的整体立场。朱熹《集注》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其中又引用程子语曰：“思无邪，诚也。”何晏《集解》称：“归于正”。这些都说明“思无邪”的主旨。要求一要合乎礼教，思想纯正；二要中正平和，“文质彬彬”。

孔子很重视《诗》的学习，《论语》中谈到《诗》将近20处，可以看作是儒家典范性的文学批评开山之作。“思无邪”就是孔子对《诗》进行讨论时总体评价。联系孔子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思无邪”是在整体的儒家《诗》论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在《八佾》篇中孔子对《关雎》的评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个评论既是春秋时期普遍的观点，也是孔子在儒家“诗教”的立场上作出的理论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后世儒家诗教说的理论雏形。

孔子对《诗》“思无邪”的评论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评论，在孔子那里，“思无邪”主要是一种从儒家政教观念引申出来的具体批评方式，对《诗》中不同倾向不同文本的解读如果都能得到“归于正”的解释，充分从不同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有利于儒家说教的思想内容，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对儒家的经典教条进行反复阐说。不论是孔子对具体《诗》文本的解读还是对《诗》的作用、《诗》的要旨进行的概括，都反应在“思无邪”的表达中。、

2. 试论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

《孟子》一书引用《诗经》共三十三处，赵岐《孟子题解》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在《孟子》中引用《诗经》作为论述的证据，在这里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即解说诗歌，不要抓住其中只言片语进行阐发，望文生义。不应该对某些艺术性夸张修饰作机械的理解，必须要领会全篇的精神旨趣，加上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探索诗人的意图。咸丘蒙把《诗》中的话理解为诗句的表面意义，而孟子则要寻找那些诗句的表面背后的深层原因，他认为任何一般意义都离不开具体意图的参与，必须把这段话与产生这段话的具体条件相联系。他不仅要批评那种简单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方式，更重要的是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对文本产生动机和起因的探索，这一点是儒家诗学的重要进展。

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一般的注释家都将“意”理解为说诗者的心意。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矣。”朱熹注：“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意”是作品中本来所蕴含的意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 3. 试论《诗大序》中对于“言志”理论的新突破。

《诗大序》把“抒情”说作为“言志”说的必要理论补充。所谓“志”，一般是指符合理性规范的思想志向，这是从政教伦理角度来要求思想的“同一”，重在表现人的社会共性；而所谓“情”，则多表现为抒发个性的要求，这是从表现人的特殊性着眼。在《诗大序》中，“情”与“志”相统一，因为作者对“情”加以限制，明确要求诗歌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作者一方面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另一方面则认为“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毛诗正义》中对于这一段有比较全面的解释：“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4. 试论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孟子认为要正确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仅仅从作品本身来分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同时这里还体现出在孟子论及《诗经》的段落中体现出一种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标志从孟子开始，中国古代的文本阐释学在理解文本和理解他人这两种能力之间，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我们借助某些文本来理解他人，但该文本只有借助对他人的理解才是可能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社会关系。阅读被放置到一个社会关系的等级序列之中；它与在一个小群体中与他人的交友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语言能否尽意的问题以不同形态出现在这里：人们发觉意气相投的圈子太狭窄，于是不断扩大范围。写作与阅读超越了生死，使文明成为超越时间的最大意义上的活生生的团体。我们阅读古人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取什么知识或者智慧，而是为了“知其人”。而这种“知”只能来自对他们的生活语境的理解，这种生活语境是从其他文本中建立起来的。“知”可以依靠阅读这些文本来获得，但这样的“知”与那个人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文学的基础在于一种伦理。

要比较正确得理解作品意义，必须对作者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了解，结合这些方面来对作品进行考察，不能孤立的从诗的字面意义来机械的解释。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要“以意逆志”必须“知人论世”，否则就会流于穿凿附会。清代顾镇《以意逆志说》云：“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可得也。”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