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

工作，亦包括其他服务范畴，如社区发展等，所服务的对象涵盖社区内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妇女这样一个单一性别群体。所谓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的觉醒的能力。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10]

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发展是“两场强大却又彼此独立的运动”。[11]在中国的发展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关键词，被频繁使用着，[12]几乎任何形式的发展都被冠以“妇女”/“社会性别”之名。[13]然而，不管是社会性别理论，还是各种妇女发展项目，在中国的历史都很短暂，人们急于在特定的范畴内，将它们串在一起，找到一些相互关系，对原先那种无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做另外一种较全面的解读，却因为本土化的理论创建不足，实证研究少而质量低，[14]让这些概念的内涵抽空，或部分地被切换了。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的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同样十分短暂。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给社会工作一个被政府和民间认知的机会，[15]被看作可以用来填补政府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缺漏之处。但是即使是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工作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境的尴尬：自己很难以“救助”的方式解决社区的关键问题，反而要回避那些关键问题才能够留在社区。[16]对于这些具有强烈的实践感的转型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向社工原初的精神及其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17]而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18]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概念化了结构性压迫的范畴，让性别分工和性别化的权力阶层清晰可见。[19]对于以弱势群体（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致力于社会平等与发展的社

会工作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不可或缺。

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为社会性别视角构建一个适宜的理论框架，以细致深刻的解析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不断与具体实务进行对话，使社会性别视角不再流于一个“空洞的”、“有隔膜感的”、“外来的”的词汇？[12][20]本节将从“社会性别”、“性别角色”、与“充权”等几个主要概念出发，与所要研究的妇女的具体情景结合起来，对她们的经验进行理论探索。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初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两次妇女运动浪潮，其核心诉求为“男女平等”。尽管大家的焦点及分析观点有别，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均指出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并非源于两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构成两性在自我发展、生活安排、资源运用、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与其所处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策及父权意识息息相关。在现有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下，妇女明显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虽然这种弱势地位还受到阶级、种族、文化、国家等多重等级与权力的影响，而并不仅仅由社会性别这一单一属性所决定。[21]但妇女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能遮盖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不认同和挑战，不再将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是归结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归结为女性与生俱来的命运，而是从社会制度来看这种男女差异和不平等，认为这种差异和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中为什么人要区分为“男人女人”、何为“男人女人”、什么是他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观念、角色和身份，产生一个权力关系的分析。所谓具性别敏感度的社会实务工作（gender sensitive practice）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feminist social work），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觉醒的能力。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换句话说，妇女问题并非妇女本身的问题，而是父权制度对性别带来生活上的枷锁。[22]

（二）性别角色

在社会性别理论体系中，性别角色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涉及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又是性别分工造成的现象。研究显示，虽然男女性别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与民族、历史、文化、地区、社会阶层等因素息息相关，[23](P133－149)但工作与职业被性别所结构化，是所有现代社会很基本的现象，较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男强女弱”的性别定型观念，构成了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社会性别角色。他们的各种性别角色，包括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其根源都来源于性别分工。即使现代社会的性别概念与意识形态已有许多重大改变，性别分工的改变仍是微乎其微。

运用性别角色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工具，其主要方法为发现并解构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也就是人们分别划归为两性的那些属性。比如，很多现代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常常被看成分属于两种彼此对立的领域：男性为“理性工具取向”，他们理性，具有领导力、行动力、效能感，属于“外面的世界”；女性为“情感表达取向”，她们感性，天生顺从，适合养儿育女和照顾他

人，最好留在家里。这些性别刻板化最早源于婴儿出生之际，而且家庭与学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化媒介。

（三）性别醒觉与充权

性别醒觉是一种意识提升的过程，包括对现存社会性别制度、社会安排的认知程度，也包括参与改变这些安排的可能行动。[24](P267－276)在参与式社区发展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发现，社工介入所涉及的各项范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活动，往往充满性别矛盾和政治角力，这些性别政治和权力的不平等可以是很平常的，有些却可能对个人成长和社会位置有重大影响。性别政治包括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不单可带来生活中的困难和挣扎，也可以造就性别团结和成为力量的源泉。[25]社会工作者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化以及男性的霸权？协助妇女们反省自己的性别位置，并以充权工作为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行动策略。

充权这个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充权有很多种诠释，其中接纳度最高的，是指一个人感觉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尊重自己、内心充满自信、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22]对于这样一种诠释，有人理解为一种过程，有人理解为一种结果，或两者皆是。这样看起来，充权这个概念，与传统社会工作沿用已久的自我成长的说法，颇为相近。关键在于，究竟从何理论视角看待“充权”与“权力”。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当我们运用充权的概念时，起点是要对权力（power）的定义作出重新的理解。福柯（Foucault）认为权力是行使出来的而非拥有的。[26]希利和福（Healy & Fook）认为，将福柯的权力概念运用在社会工作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