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思考

萍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期晋商驼帮、船帮、票号三种经营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晋商发展轨迹中所体现的商品贸易与票号金融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是一条与欧洲并行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生性发展。[9]2009年，张丽等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观察海外市场需求、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探究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是闽、粤、浙等沿海商帮，还是晋、徽、江右等内陆商帮，明清商帮的兴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的产物，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0]

第二，从单纯的商业经济史研究到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降，多元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11]经济问题越来越不被孤立地看待，商业经济史研究亦不例外。近年来，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做法，不少论著闪现出整体史的学术取向。同时，研究者又喜欢将具体的商业经济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利用一些崭新的视角，形成新颖的成果。⑩仅就2009年发表的明代商业经济史相关论文来看，既有对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宏观反思，[12]也有对区域市场网络、[13]市场交易模式、[14]商业市镇、[15]商人商帮、[16]粮食等特定商品运销、[17]会馆[18]等问题的中微观讨论，更有不少研究从多角度、多领域进行尝试，如魏文静将明清时期赛会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与16世纪以来的商业化变革相联系，并由此以探讨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19]余晓宏等提出商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价值观念变革的观点；[20]赵晴通过对明清晋商兴衰的全面考察，揭示古代商人阶层与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21]

二、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2]

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虽则取得一些成就，但仍有若干不足，应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一，在研究视野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具充分的世界史视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早已有之，即便我们不能完全认同7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观点，但中国国内贸易始终是世界贸易重要一环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整个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西之间交通形势大变，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始由间接而变为直接。明中期以降，随着中国东南海商在东亚、东南亚商圈的活跃以及中国—马尼拉—美洲三角贸易等商路的形成，中国国内市场也愈益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着眼于海洋贸易，着眼于世界经济，对明代商业经济史发展脉络进行重新审视，实现研究视角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正因为如此，进行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需要紧握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条线索展开论述，以避免陷入一叶障目的窘境。世界史的视野，还意味着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即如将明代中国海商与英国海盗进行对比。推动英国走上世界贸易舞台的，除了王权支撑的贸易公司外，还有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个体组成的海盗力量。(11)通过这样的对比，政府决策与海洋势力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更为清晰的揭示。

第二，在研究取向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具广阔的全面史观。具言之，前贤对明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往往以商品生产水平提高及商品种类增多的生产层面、商品流通的加快及市场网络的形成的流通层面等等，作为研究的中心，非但不能充分把握商业经济与经济史其他领域的关系，而且将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截然切开。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其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去认识，这已经是学界在其他领域屡试不爽的重要研究方法，如此才能有助于明代商业经济史在认识层面上的深化。研究明代商业经济，不仅要思考商业本身，还要注意商业与地方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大背景的关联。以对外贸易为例，出口产品的变化，以及市场的开拓，银钱来源、供应量的影响，航线的开辟、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各方的通商政策包括竞争对手的状况，世界及区域大势等等，都是必须考量的因素，而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大背景应是明代商业经济史始终如一关注的主旨。

深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性的研究，固然有助于推动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细部考察，进而以小见大，剖析中国经济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学者都把主要精力用于细部的考察，终究无法掌握中国经济史的整体概貌。明代商业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构建，将缺乏其应有的完整性。而对中国历史宏大图像的关注，应当是每个具体研究领域的最终归宿。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能充分关注小商小贩。挥斥方遒、乘坚策肥的大商巨贾，成为诸多文本的讨论主题，他们驰骤于国内外，贡献于乡邦桑梓，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时代的新生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或许还应该看到数量更多的小商小贩，他们隐没在大商巨贾的背后，艰难生存。亦农亦商、农闲经商的情况，在明代大量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经商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

而他们在传统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略，其生存状况、地位升降、经营之道，值得探究。

与上述研究倾向相一致，商人的道德伦理备受推崇，商人天然的逐利性格羞于齿及。商人商帮史研究受到区域文化研究的深重影响，研究者往往带有浓重的地方情结，强调区域文化的优秀，只说好的，不讲不好的，偏于一隅，强调特色，因此无论是何处商帮，无不是儒商，无不诚信经营，都是道德楷模，无不耻于言利。

第四，在研究时段上，明代商业经济史勾连、切割均有不足。具言之，一方面，与元代之前贯通不足，另一方面，与清代之后区别不够。对经济史来说，“提倡长时段研究也是经济史自身的特点所要求的。因为经济史的重点不是适于短时段研究的事件史，而是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23]具体到商业经济史，明中叶以后固然表现尤为突出，但这种繁荣景象并非此时突然出现的。追溯宋元乃至先秦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适当挖掘明以前的相关状态，体现对历史传承性的关注，是当前比较欠缺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相反，明代商业经济史与清代商业经济史之间往往“明清不分”，牵扯不清。治明、清史者往往明清史兼治，因此在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上容易出现明清并论的倾向。在我们经眼的2008年明代商业经济史相关论文中，专论明代的远远少于明清兼论的，聊举数例：市镇，专论明代的仅有1篇，[24]明清兼论的5篇；[25]商人商帮，明代仅有讨论程虚宇兄弟分家的2篇，且其中一篇仍以“明清”为题，[26]其余明清兼论的则有14篇；[27]消费，明代1篇，[28]明清兼论的3篇；[29]会馆，5篇全是明清兼论；[30]牙行，明代1篇，[31]“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