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温的团体动力学

之一是他的“社会渠道说”：餐桌上所摆着的食物是通过种种渠道得来的，如购买、购存、烹调等。每一渠道都呈现一个渠道口，都会有一个“守门人”，都会有关于这一守门人的心理学。比如，如果守门人是作为家庭主妇的食物购买者，那么往往就会有食物的吸引力和花钱太多的抗拒力影响着她的购买行为。也就是说，决定她的购买行为的有两种主要因素，即她的认知结构(关于食物的)和她的行为动机(包括价值观等)，因而对食物的研究和对商品价值的研究也就成了“守门人心理学”的一部分。社会渠道中的这种特殊意义的心理学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等，涉及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从宏观上把影响人行为的所有因素都作一种类似于场论的分析，去探索客观的社会问题是如何与主观的心理问题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便是勒温心理生态学的基本含义。

可以看出，心理生态学不但是一种基本的动力性研究(团体决策理论便由此产生)，而且是一种广泛的整合性研究。因为理解社会空间或生活空间的外壳需要广泛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团体的本质或社会的变化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生态。这体现了场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意义，体现了动力与整合的主题。勒温的这些思想在巴克(R.Barker)的《生态心理学》(1968)中得到了发扬。巴克是勒温在依阿华的学生，他把生态心理学发展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是勒温心理生态学思想的最终表现形式。

巴克指出：“生态心理学既考虑小件行为也考虑大件行为，既注重心理环境(也即勒温的生活空间，个体所感知的并受其影响的世界)，也注重生态环境(行为的客观环境或人们的真正生活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一下勒温的心理生态学思想。把生活空间的外壳视为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或像巴克所说的把心理环境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这样就修正与发展了勒温早期的生活空间或心理环境概念。“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外壳”而扩展为社会空间之后，就把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现实和更真实的生活背景中，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发展及其丰富的研究成果，都可表明勒温这一思想发展的积极意义。

此外，心理生态学研究为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引进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实验室或实验条件之外的人的现实行为。勒温对“食物习惯”的研究便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心理学真正从实验室走进了生活，理论、研究和实践被融为一体，这也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勒温的“行动研究”。

(三)行动研究

勒温说：“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是应两种需要产生的，一是科学研究，一是具体实践。”团体动力学集二者于一身，这种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也就是影响甚广的勒温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体现了贯通勒温整个学术生涯的一种指导思想：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行动相统一。勒温认为，心理学不能单单只求对行动的解释，而且还要去发现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如何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行动研究的意义，也是勒温团体动力学的基本信条。在这种意义上，勒温与利皮特和怀特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研究便属于“行动研究”，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用实验的社会心理学来促进民主过程。勒温与M.米德的“食物习惯研究”也是一种“行动研究”，它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了起来，解决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勒温说：“社会实践所需要的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一种关于社会行动(各种形式)的条件和效果的比较研究，一种可以导致社会行动的研究。”也就

是说，行动研究是以真正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方向的心理学研究。勒温对此有一句名言：“没有离开研究的行动，也没有离开行动的研究”。

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也就成了勒温团体动力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然而除此之外，在具体的应用实践中，行动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技术。正如利皮特所指出的，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手段”，其具体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程序：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参与者中获取信息，经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后再将结果反馈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对实践过程或团体行为过程的影响。在这一程序中，反馈是一个关键环节，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与行动的中介，它保证了发现事实和利用事实之间的有效联系。勒温的学生库克(S.Cook)和塞尔梯兹(C.Selltiz)等人所做的关于如何改变公众态度的著名研究，就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这种行动研究技术。他们把研究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试，并与他们讨论这些结果的意义和改进行为的方法，以信息反馈来影响被试的态度改变。

行动研究除了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一种研究技术，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勒温所说的一种社会工程。它导致了T—group(basic skill training group；或称之为“敏感性训练”)的产生；以训练人们的社会敏感性和适应团体生活的基本能力。勒温把这种敏感性训练看作是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种手段，并且把研究、训练和行动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样，行动研究就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卡尔·罗杰斯曾对此评论说：“敏感性训练或许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社会发明。人们对它的需求越来越广，它是在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已经渗透进工业、教育、家庭和职业训练等许多领域。”我国心理学家陈立先生指出，应该把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群众性活动来看待”。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不但可以给广大心理学工作者以理论上的借鉴和启发，而且可以在组织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陈立先生就曾结合组织改革和我国现实探讨了行动研究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他强调了开放系统的正反馈作用在行动研究中的意义，指出“目标管理和民主参与的结合，应该是行动研究的理想”。这样，即使在今天，行动研究(尽管它本身已有了补充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行动研究不管是作为一种观点，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技术和一项社会工程，都在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勒温心理学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行动研究出现之前，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只是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某一方面做些观察和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以及他们的见解或建议写成文章，研究到此为止，研究者们并没有特别注意研究结果的作用和反馈的意义，没有把这种反馈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生活和团体过程的手段。而行动研究则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治学方式的弊端，它把理论与实际联系了起来，把科学家与实干家结合了起来；它既注重科学研究，又注重具体行动。这样，就能使心理学起到促进社会变革和改进人们生活的积极作用。

六、团体动力学的发展

不管是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还是作为心理生态学和行动研究，团体动力学都体现了勒温心理学中动力与整合的思想。勒温自己认为，团体动力学是由实验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直接发展起来的，并由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结合促成了它的独特形式。有迹象表明，勒温有意于把他的整个心理学思想和研究都统一于团体动力学的体系之中，只是由于他过早病逝而未能完成这一夙愿。虽然团体动力学的体系形式是由勒温的学生最后完成的，但是它甚能代表勒温的思想，对它的发展作一种历史的分析和评

价，有助于我们理解勒温的心理学及其影响。

从1945年至1955年的十年间是团体动力学的繁荣时期。各种形式的团体动力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被普遍应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赞德在回顾这一时期团体动力学的发展时指出：“当时对团体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最生动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并成了整个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中心。”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把团体动力学主要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的发展，并认为实验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由特里普利特(N.Tripllet)首开先河(1897)，莫德(W.Moede)、穆尔(W.Moore)和F.H.奥尔波特都曾为此做出了贡献，而谢利夫对社会规范的实验研究(1936)、纽卡姆对社会依从性的研究(1935)以及怀特(W.Whyte,1937)对街头小团体的研究等则基本上被认为是团体动力学的组成部分。勒温之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学内部的历史积累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适于团体动力学的生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美国的社会心态，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基本氛围。人们普遍渴望一种团体归属以获得内在的安全感，家庭和社团被看作是战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的健全有赖于团体的作用，科学方法可用于改善团体的生活。这种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的支持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主要原因，对此，卡特莱特曾评论说：“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反应是勒温的理论与方法的最具特色的发展。团体动力学的强大影响力已充分体现在教育、工业、政府以及团体生活的所有方面。”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象征着勒温在社会科学界和心理学界杰出地位的确立。玛格丽特·米德说：“勒温和他的学派代表了整个美国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生机。”科恩(R.Coan)所做的一项广泛调查也表明，从1939至1949年这十年间，勒温在心理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赫，他与弗洛伊德、赫尔、托尔曼和斯金纳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五位心理学家。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动力学的发展进入了一种“高原期”。团体心理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类潜能运动所取代，社会的注意力转到了个体行为和个体生长上；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关注大减少，团体动力学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早期团体动力学家都先后改行或退休，勒温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像原来那样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赫尔姆莱希(R.Helmreich)所说：“此时许多团体动力学家似乎都在追随‘坏研究可以得出好结果’的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 Law)，而忘却了勒温的‘好理论最实际’的教诲。”从1960至1980年的这二十年间，团体动力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勒温的心理学也几乎被人淡忘，或至少是受到了很大的忽视。

但是，从80年代开始，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团体动力学开始摆脱它的“高原”状态，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脱离团体动力学研究已近二十年之久的费斯汀格又领衔主编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专著：《社会心理学的回顾》。该书共有十位作者，他们是费斯汀格、阿隆森、巴克、道伊奇、凯利、尼斯比特(R.Nisbett)、沙赫特、辛格、扎乔克(R.Zajong)和赞德。除尼斯比特和扎乔克之外，其余八人都是50年代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都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一书1960年版的作者。而扎乔克则是现任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该书的基调是重新发现勒温的潜力，振兴团体动力学的研究。费斯汀格代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为本书写了前言，他说：“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团体动力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是勒温的一块最好的丰碑。”他们把此书献给这一研究中心，希望团体动力学继续向前发展。

从我们搜集的资料与了解的情况看，团体动力学从1980年起在美国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趋势。1984年，美国东部心理学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一次“团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在团体行为中的应用”。同年依阿华大学的劳勒(E.Lawler)主编了《团体过程的进展》丛书，至1988年已出了五本，1982和1985年赞德的两本新著《发挥团体的作用》和《团体与组织的目的》问世，1987年亨德里克(C.Hendrick)主编了《团体过程》和《团体过程与团体关系》。亨德里克在前一本书的简介中说：“继60和70年代对个体过程的过分强调之后，对团体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一种旺盛的复兴。”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团体动力学在美国的这种复兴趋势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美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某种变化。80年代一开始，以重视团体性为基础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美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团体的心理学意义又重新引起他们的重视。另外，社会也表现出对团体动力学的新的需要，在教育和管理等领域，团体动力学又开始发挥新的作用，如“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便表现了团体动力学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新的一代团体动力学家阵容已逐渐形成。在亨德里克主编的那两本书中，共有39位作者，其中35位都是在7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的团体动力学家。这一批新生力量将是促使团体动力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们对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抱乐观态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曾在通信中与卡特莱特、赞德、斯蒂维斯和玛丽姆·勒温等人作过多次讨论。在我们看来，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或进一步发展应该注意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必须有一种理论的整合。我们赞同勒温的名言：“好理论最实际”。它可以有效地指导研究，产生更多的实际结果。团体动力学长期停滞于高原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失了一种统一的理论。勒温的价值应该被重新发现和利用，但是这种理论的整合也应该考虑到勒温之后的发展和当今团体动力学的现状。它应该是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更加成熟的理论。

2.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问题为中心。虽然不应抛弃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研究范畴。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所特有的问题和要求，适应这种需求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才能真正促进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