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液经法》《伤寒论》《辅行诀》古今谈

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扼，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于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籍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象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险。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⑹

以上是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一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记述他在甘肃新疆进行山川沙漠考察的内容，与本文无关。仅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已可以看出，斯坦因这次强盗性的劫掠，给中华民族异常宝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失!斯坦因从藏经洞盗掠之宝物，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他在《中亚细亚探险谈》的结尾说：“古物百箱，安然无恙，喜可知也。”英国赫亭博士没有听到斯坦因报告，后来看到他的报告文稿，于是写了一信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予虽不能躬听斯坦因博士之讲演，然读其文，而大乐之，不能不略书数语，以致余之钦佩??今日、英、德、法、俄、美诸国远征队往东方者，踵趾相接，然未尝有竞争之事。盖沙漠至广，尽有探险之余也。余深信古代之文化，尚多埋于流沙之下也。今日斯坦因、额龙威特、尔莱哥克等所携归者，足使欧洲各国之学问家，竭数年之力研究之而不足。”

斯坦因劫掠之敦煌文献，经整理编号，共近七千种，皆用Stein之名编号，其编号从S0001至S6980，则斯坦因盗窃之敦煌文献，为6980种。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原藉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国籍。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册第457页介绍，斯坦因“1888—1889在印度旁遮普省任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1892年刊印梵文版《王河》，该书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印度历史著作，著者是公元十二世纪的迦尔诃那。斯坦因的英译本题名《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于1900年出版。同年开始其首次中亚之行，经过中国西部地和阗，取道古代中西商队来往路线，收集文献资料及手工品甚多。在敦煌附近发现千佛洞，所藏绘画、寺庙旗幡和文物极富，都是十一世纪时封存的文物。考察结果写成《古代和阗》(2卷，1907年)、《塞林迪亚》(5卷，1921年)和《亚洲腹地》(4卷，1928年)。”

据《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说，斯坦因曾先后三次深入中亚以“探险”的名义盗取我国宝贵文献。第一次（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尼雅的古代遗址。第

二次（1906—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并深入和西走廊。于1907年到敦煌拍摄石窟壁画，利用王圆箓的愚昧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五箱，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中有敦煌骗宝的详细记录。第三次探险（1913—1915）时，重访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总数约二万余件。”⑺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斯坦因第三次到藏经洞的时间(1913—1915)距1907年在莫高窟盗宝年相隔六七年，王圆箓手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经卷写本，可以证明王圆箓藏匿的经卷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因此也可以印证，1918年他卖给张偓南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王圆箓所藏匿经卷的一种，他是为卖钱而藏匿，不是为保护而珍藏。观其所为，实为盗卖。

2.伯希和骗购劫掠

与斯坦因敦煌盗宝相隔无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率领法国中亚探险队又至莫高窟盗掠。《辞海》介绍伯希和说：“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1906—1908年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盗窃敦煌千佛洞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1911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1925年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著有《敦煌千佛洞》等。”《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介绍的较为详细：“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任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多次到中国，是一位汉学家。1904年回法国，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也正因为伯希和是汉学家，所以他盗掠的敦煌文献皆为精品中之尤精者。《敦煌学目录初探》对伯希和所盗珍宝做了如下分析：“伯希和曾从学于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水平较高，对东亚考古的知识相当丰富。在来华盗宝者中，他在知识学业方面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他又是唯一的在堆满藏品的藏经洞中认真查阅挑选的盗劫者，因而他的收获特别大。他所盗劫的敦煌遗书，从总体上讲，是现在中、英、法、苏、日五大收藏国中质量最好的，藏品中有较多的经史子集四部卷子和古藏文卷子，标明年代的写本多于其他几处藏本。伯希和劫卷中的汉文文书部分品种特别全，几乎囊括了藏经洞中所出各种品种。劫卷中有年代的汉文文书特别多。在文书学研究中供作断代研究作上下限指标的材料特别多，这一点英藏也比不上。”⑻伯希和选中《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说明他对此书的价值有深刻认识。

伯希和于1908年至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大量图片。伯希和精汉语，将藏经洞遗物全部翻阅一遍，廉价骗购劫掠大量文献。伯希和盗窃之敦煌文物在其经卷的前面均冠以Pelliot，简称P，如P3287。伯希和著有《敦煌石室访书记》，题为“法

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伯希和著”，吴江县陆翔译。1908年3月26伯希和给他的上司西奈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他在莫高窟窃取文物的情况，这封信于1908年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八卷第314号，文章题目为《甘肃再发现的一个中世纪书库》，这是欧洲最早报道敦煌文物遭到西方人劫掠的文章。

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该书对伯希和盗窃、劫掠、骗购等活动有所透露。伯希和选中两人随行。一为法国殖民地军医路易·瓦扬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料搜集工作；另一位是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负责照相、图片整理和档案管理。流传到今天的“敦煌道士王园箓”相就是努埃特拍摄的。1908年2月14伯希和等人到达敦煌城。“埃努特对千佛洞的182个石窟（有的带有几个耳室）做了编号，拍摄了数百幅洞内图片。3月24号伯希和首次考察千佛洞，然后又返回敦煌县城，以借用那里收藏的雕版印刷的两套1831年出版的《敦煌县志》，他首先从中寻找徐松于1823年在《西域水道记》中录下、沙畹曾提及却又未曾刊布的一批碑文。伯希和到达敦煌后，首先制订了其考察提纲，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出来的题识和游人题记都抄录下来。当时莫高窟共有500多个洞子。其石窟外貌、洞内壁画、彩塑、画像和供养人的名字，仍保持着6——10世纪的原样。题记绝大部分都是汉文的，西夏文题识有20余方，而八思巴文题识只有10方左右。但伯希和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从乌鲁木齐起就获知的藏经洞中收藏的卷子、绘画和其他文物。伯希和并未费多大力气，便在敦煌找到了道士王园箓。王道士讲道，在藏经洞内工作过3天时间的斯坦因，曾给过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钱。王道士返回敦煌取钥匙去了。伯希和在千佛洞等了几天。” （9）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一文中说：“钥匙他留在了敦煌，我只好继续等待。在此期间，我获悉其中有汉文与藏文写本。但斯坦因已经在洞中工作了3天，正式地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写本，此事已为地方官吏所知。道士还补充说，我的这位同行还另外给他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更多的写经。能听懂别人的言外之意，总会有好处。我于是便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程序。”（10）

伯希和继续写道：“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天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一（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经卷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札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它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札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

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从这种初步探测开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罗谜文的贝叶经装式经文，还有另一部回鹘文经文的几页文字。我于是便迅速作出了决定：必须至少是简单地研究一下全部藏书，我应该在此完成这项工作。从头到尾地展开收藏于此的15000——20000卷文书，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即使用6个月的时间也无法完成它。但我必须至少是全部打开它们，辨认每种文献的性质，看一下在何种程度上能有幸为我们提供新文献。然后将它们分成两份，其一是精华和高级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11）

伯希和为了拖长阅读经卷的时间，他用很长时间与王园箓谈判购买经卷的费用。与伯希和一同到藏经洞劫掠经卷的随行人员路易·瓦扬在《法国西域探险团团长伯希和》一文中披露伯希和盗窃与骗购经卷的可耻行为：

“这次交易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仅仅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展开。我们也被迫用隐秘的言辞来讲述这一发现，即使在我们的书信中也如此。一直等到努埃特将我们的搜集品的箱子装上大型邮船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讲述它们，并且携带一箱这类写本的样品出发赴北京。他将这些样品向翰林们出示，对于中国学者们来说，这是一次大揭秘，他们无法相信竟会有这样一种大发现。所以他们立即致电沙洲县长，对于尚收藏于千佛洞中的一切文物都封存。那名可怜的道士可能在那一刻惊呆了，可能非常后悔接受了伯希和付给他的500两白银。”

路易·瓦扬非常赞扬伯希和的盗窃手法。伯希和偷盗的文献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是精品中的精品。路易·瓦扬写道：“在近一个月期间，他是蹲在一个只有数平方米的狭小天地中度过的，他在一只蜡烛的摇曳烛光下挑选所有这些文字宝藏，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有资格从事这种筛选了。他对于汉字的精通、对于当时所知的全部宗教或世俗文献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使他可以忽略所有那些没有新奇意义的文书，将那些常见宗教文书背面书写的所有手稿札记都放在一边。当他每次在洞窟中长时间停留之后而返回住地时，其长袖外套中都塞满了他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发现物，他容光焕发。某一天晚上，他向我们展示了圣者若望（Saint Jean）的景教写本；另一天晚上，则是可断代为公元800年的一卷对位于沙洲以南大沙丘中一个小湖月牙泉描述的本子；在一个晚上，他带回来的是寺院的入破例。”（12）

伯希和在藏经洞劫掠盗窃的写在丝绢上的文献较少。他说：“中国人在发明纸张之前，曾在竹简、木简上或者是在丝绸绢帛上书写文字。沙畹先生为研究这些方法而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简牍由于太笨重，似乎很快就被摈弃了，但丝绸的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