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法制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公元220---公元581）

概述：东汉既亡，三国鼎立，司马立晋，朝分南北。中国进入数百年的分裂动乱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承先启后的过渡时期。蜀国的《蜀科》、魏国《新律》，各具特色，特别是《新律》把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的《刑名》篇置于各篇之首，是刑法体例的重大改革。西晋初年的《泰始律》则是划时代的一部封建法律，它首次明确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篇章体例更为合理。南北朝时期，南方汉族王朝在法制建设上乏善可陈，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推进汉化进程中，也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北魏的《北魏律》、东魏的《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及北周的《大律》，都具备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去除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陋习，纳礼入法，推动了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中华法系本身就是家族主义法律演进，统治者以儒家的仁、礼观念，孝、悌制度去束缚人民，这一思想完全渗透于法律之中，既始于这一时期。从曹魏律、泰始律到北魏律，宗法观念一步步地深入。同时，该时期的法律也有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良性趋势。族诛罪被废除，缘坐范围缩小，流刑被定为减死之刑等。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以德去刑”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在反映儒家思想特色的法律制度被列入法律正文。曹魏新律根据《周礼》的“八辟”制定了“八议”制度，规定八种人犯死罪可以享有“议”的特权。“官当”制度规定官吏犯罪可用官品抵罪，北齐律中出现了“重罪十条”（即十恶不赦的前身），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士庶不婚等。在行政体系上，任官制度上出现了九品中正制、清议、与禁锢之科、中枢机构三省制的形成。这一时期法律的发展，成为其后唐律的先声。 第一节 立法概况

一、法制概况： ①沿用期，三国鼎立初期魏蜀吴均以沿用汉朝法律为主。②改革期，三国魏明帝以后至两晋时期，以《魏律》、《晋律》为代表。③分支期，南北朝时期，南朝法律甚少创建，北朝《北魏律》、《北齐律》则进一步发展。

二、主要法典： ① 《魏律》。当曹操在位，值天下三分。战事频繁，无暇制定新的法律。而且他在名义上仍为汉相，也缺少制定新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所以定罪量刑基本上是依汉律。曹操的监狱是游动的，随着军队转移。他是一个乱世枭雄，用人不拘一格，杀人也不按规矩出牌。据《曹瞒传》载：“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

无所活”。 用痛哭流涕掩饰杀人的血腥，也算是曹操的一个发明，很为南北朝时代的一些帝王效仿。《南齐书·明帝纪》：就说明帝喜好“流涕行诛”；《武十七王传》：“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杀人也”。魏文帝曹丕即位，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书生，诗写得本色当行，学驴子叫唤也学得声情并茂，但不是一个治国的理想材料，而且在位时间短促，法律制度上无所建树。直到魏明帝曹即位，才制定“新律”，这已经是曹魏三代以后的事了。

新律的制定由尚书陈群主其事，参与者有刘劭、庾嶷、荀诜shēn等（据《魏志》：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魏明帝即位，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

特色：首先，新律把《法经》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罚原则、具有总则性质的 “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 ，进一步调整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古代法典在体例、规范和立法技术上前进了一大步。其次，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改兴律为擅兴律，删除厩律，增加了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惊事、偿赃、免坐等十篇，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合理。再次，上承西周“八辟”、汉代“先请”，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使贵族官僚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第四、在刑罚制度方面的改革，法定刑有死刑、髡刑、作刑、赎刑、罚金、杂抵罪（以夺爵、除名、免官抵罪的总称，可视作“官当”制度的雏形）废除投书弃市，限制从坐范围、禁止诬告和血亲复仇。

其体例和内容上的改革和创新影响深远，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一个里程碑。 ②《晋律》 ，又称泰始律，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颁行天下。（《晋书》：贾充字公闾，晋帝有诏改定律令，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二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按：当作具）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殴亡，因事类为宫卫、违制律，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八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首先，体例更严谨，结构更合理。《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仍置于篇首，同时，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完善。 其次，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第一次将“五服制”

引入法典，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再次，文字简约，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据记载，《晋律》共二十篇，包括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620条，27657字，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的注解，使《晋律》增色不少。就整体而言，晋律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

张斐、杜预为律作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注解后的《晋律》又称“张杜律”。

晋律是中国古代法典由繁入简的分水岭。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惟一颁行全国的法典，也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行世最久的法典之一。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明史刑法志一》说：”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③《北齐律》。 《北齐律》共12篇，949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部法典。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使法典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

在体例上，《北齐律》把“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为“名例”，仍置于全律之首，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即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同时，12篇的篇名、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

在内容上，《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此外，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著称，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附：凌迟肇始于何人何时?高洋大概是始作俑者。高洋，北齐开国皇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的一天，官居大丞相的高洋硬逼著魏孝静帝把帝位“禅让”于他。这年，他才20岁，还是一个贪玩任性的年纪，杀人如同儿戏。母后实在看不过，训斥他几句，

他马上还以颜色；“你这老太婆还敢骂我?看我明天把你嫁給胡人去当老婆!”直把老太后气个半死。高洋还不罢休，晚上一个人偷偷地钻到母后床下，待母后上床，猛地把床板举了起來，只听母后惊叫一声，摔落地上。魏征等人编修《五代史志·刑法志》，把高洋的暴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中一条是“轻刀臠割”人，就是用轻便锋利的刀子從人身上一块一块往下割肉。臠割与凌迟，名异而实同。

三、 张杜注律的主要贡献。杜预字元凯，历任河南尹、度支尚书等官，是《泰始律》制定者之一，律成后又为其作注；张斐生卒情况不详，目前只知道他曾担任“明法掾”，是个司法部门的中层官员，律成后曾将律注上表。杜注已佚，张注保存在《晋书·刑法志》之《律注表》中。

张杜注律的主要贡献是：1、对法典中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之内容、地位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张斐：律始于刑名者（地位），所以定罪制也（功能）。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杜预：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

2、对法典中涉及的法律概念及术语进行了较为准确、精当的解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3、对法典中某些表面相似而容易混淆的罪名进行了细微的辨析，并规定了刑罚适用的变通原则。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戏伤）；向人室庐径道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

“无常之格”。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故意与过失的变通）此故失之辨也。

4、对法典中一些性质相近、罪名相关的同类犯罪进行了细微的辨析。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牟取财为强盗（武力、权势掠夺财物）；不自知亡为缚守（限制别人自由而占有其财物）；将中有恶言为恐吓（以恶言恶语威逼）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仅以言语呵斥）；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