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与实践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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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与实践的主要问题

作者：吴坚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12期

摘 要：辩护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是公民对抗国家公权力的保障性武器。因此，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对于人权保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辩护权又是一项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权利。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被称为小宪法，正是因为它在人权保障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分析辩护权的属性、结合指定辩护制度的比较研究来论述指定辩护的应然之义。 在指定辩护制度的设计上，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比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不管是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制度运行实践，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笔者从指定辩护范围、辩护人选任、辩护费用问题、辩护人发挥的作用四个方面进行浅析。 1.指定辩护范围。我国指定辩护制度规定的能够获得指定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范围偏小，而且部分规定欠明确。从应然上说，只要是没有能力自行获得辩护，或者特殊类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国家都有义务提供指定辩护。前述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四类“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这类人的特殊保护显然是因为他们犯的是重罪，可能获得的刑罚是重刑。一方面我国一般所谓重罪，是指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能够获得无条件指定辩护的重罪犯显然远小于理论意义上的重罪犯。另一方面且对比大陆法系的德国和英美法系的美国这两个典型国家的指定辩护制度，也会发现我国指定辩护的范围偏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就规定了八种类型的强制辩护，第117、118、350、364、418条都规定了其他情形的强制辩护，其中第418条第4款规定的是“对于可能判六个月以上监禁的简易程序被指控人”。美国1972年的Argersinger v.Hamli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由于无知或者缺乏理智放弃律师辩护权而因为轻微罪、轻罪或者重罪而被判监禁，这就形成了“联邦实际监禁标准”。前述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类“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尽管该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较之1996年的规定，减少了“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限制，也由“可以指定”转变为“应当指派”，但是所谓的“其他原因”和“法律援助条件”在立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结合我国指定辩护实践中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体现出来的惰性，我们很难期待他们有多少作为；同时，该规定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救济措施和对法律援助机构违规操作的制裁措施，所谓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制裁的义务也不是义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从文义解释来看，“应当”修饰的是“通知”而非“指派”，即尽管三机关必须通知，但是否指派还得由法律援助机构决定，这样的解释却又于情理不符。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确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2.辩护人选任。众所周知的是，辩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信任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美国1980年的爱达华州判例“State v.McCade中法院同样认为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信任与良好合作的关系在保护被告人的自由方面是尤为重要的。这就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