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设论文

从苏共亡党看党的权力结构建设

文墨 2010301000008

摘要：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由权力结构发展程度决定的，权力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是社会制度的最具实质内容和最核心标志。国家社会治理的好坏，首先取决于权力结构是否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其次，取决于选任用而你体制能够把最优秀的人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再次取决于顶层设计的客观性民主性以及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践行途径。

关键词：议行监合一 等级授职制 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 议行分开 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

1917年11月7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仅有30多万党员的俄共夺取了政权，开启了世界政治的新格局，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形成并逐渐壮大。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决定。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共，在执政74年之后，竟然被时任苏共总书记一个仓皇做出的建议就解散了；曾宣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居然被世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个临时动议的电视讲话就解体了！“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盛极一时，由盛转衰，苏共执政74年的经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一、苏共亡党的两大根本性原因

1、始终坚持“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第一次执掌局部政权的巴黎公社，在战时状态下，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仓促创建了“议行合一”权力机构，把决策权与执行权集中到公社委员手中，实行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评价：“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营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再现了此种国家类型，

初创了苏俄“议行合一”的权力机构，同样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俄共，继续进行着公社的事业。在执政的实践之中，又深感到“议行合一”这种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的巴黎公社类型权力结构与生产力发展需求、与治国执政环境和使命、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不相适应性，存在着导致苏维埃政权“政治期票”到期的危险。于是他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换到新经济政策，与之相对应，倡导党内权力结构改革，推进权力的分解和异性监督权的配置，尤其是在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机构，即决策权产生和统驭两个相平行的权力——执行权与监督权。但是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代领导者，终止和抛弃了列宁对苏联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与根本改革。将决策权过于集中，将异体监督权矮化为同体监督权，把监督权纳入党内执行机关主要是“一把手”的领导之下。将列宁初创但已否定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演化为“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苏联党和国家长期固守的领导制度模式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历史证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机构有四大内生性硬伤：

其一，“权力过分集中”，结构成为“总病根”。“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只有简单的工作分工，没有机构的权力分工，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强力整合一切资源。在横向上，党与国家的权力、党政军权力、党与司法机关权力、党与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都集中在“一元化”领导的党委，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在纵向上，基层、下机的权利过分集中在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个人与组织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直接导致了权力垄断腐败

其二，权力加速集中于个人，“一把手”成为总症结。“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管理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又演变成了个人领导，产生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独立王国。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完全集中在个人，个人凌驾在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了个人工具。

其三，权力无法制衡，监督成为总困境。“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不仅不搞权力分工，而且缺乏监督，尤其是异体监督的制衡力。在行政过程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失去了监督的权力，不断滋生膨胀出各种恶性问题，成为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长期在一种畸形轨道中运行。

其四，权力绝对垄断，腐败成为总趋势。权威的高度与权力管辖的面积成正

比，权力垄断的程度与权力腐败的速度成正比，绝对的权利导致了绝对的腐败。面对无限的权力，没有异体监督机构能够及时有效的监督，又没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能到位有效制衡，垄断权力成为了掌权者的追求，进而蜕变腐败，导致苏共最后的溃败。

2、始终坚守层层任命、层层矮化的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中，马克思总结过一条根本性论断：“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然而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始终没有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不仅在权力结构上将“议行合一”转化成了“议行监合一”，在用人体制上也抛弃了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则——普选制和随时撤免罢换制，采用等级授职制，以计划手段取代民主手段，以指令取代指导，形成层层任命、层层矮化、代代任命、代代弱化的“武大郎”式用人体制。导致了各层级官员显著的能力障碍，无法达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的效果。在执政过程中，提拔庸才、重用奴才、压制人才、排斥英才成为苏共执政几十年来不变的用人规则和导向。在最终政局面临困境之时，无人也无法能够对江山社稷负责。

“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具有先天性不足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巨大的障碍，走向完败实属必然，同时还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未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何把握运用社会发展动力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其本质和核心，也不明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国情，在执政过程中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和原则。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执政党的建设、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民主科学精神，未能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反而走向自动解散的道路。从苏共由盛转衰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结构与用人体制的封建性，向领导负责与向群众负责的背离性，党群之间与干部关系的疏离性，重用身边之人与淘汰有识之士的偏向性，批评日少与假话愈多的虚伪性，廉政不断贬值与腐败持续升值的破坏性等等。可见苏共的崩塌，并非由于经济停滞，外部压力等原因，而是因为政治体制与用人方法的局限和不足，致使苏共丧失了代表的合法性，执

政的合法性以及道德上的合法性。

然而苏联共产党的完败，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寻求真理过程中的一次挫折，这一事件也对我党有着重大的鞭策与激励作用。按照邓小平同志在8·18重要讲话和南方讲话精神，铭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民党政权兴衰更替的镜鉴，深刻总结把握“三大规律”，直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大力度推进以权力结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发展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生产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使命。

二、苏共亡党对中国的镜鉴与启示

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警示全党，要切实防范“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90年权利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近二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权力经验教训的深层思考，更是对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更替的深刻总结。

苏联“议行监合三为一”的权力结构模式，“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任命干部方式，不仅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症结所在；不仅是世界政党研究的典型实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遗产，还是当代中国所要警醒的现实。以此为诫，来总结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借鉴人类社会权利结构建设的有益成果，切实推进以权力结构改革和转换为重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构建出更符合当代国情的权力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人破解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新使命。

1、深化对权力结构改革和转换的重要性与紧迫认识

制度建设最具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进加强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建设本真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深化认识，增强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总结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