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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出现越来越重要。弗洛伊德奋力确定把攻击放在何处并全面考虑不同阐述。它是性的一个固有部分吗?它同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联系在一起吗?它基本上是个不得不放在控制下面的毁灭性冲动吗?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本质的悲观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来(Mitchell and Black,1995),将他固有的政治哲学语调从卢梭理论转到更阴郁的霍布斯哲学理论语调。他仍有争议的最后论述是关于我们所有人中在所谓生命驱力(或生命‘本能’,不是德文‘Trieb’的好翻译)和死亡驱力之间的终身冲突。生命驱力指向团结、成长和新的创造,而死亡驱力代表一种朝向放弃奋斗、移向分裂和沉寂的天生倾向,特别类似身体系统中熵的观点。那时攻击被看成为保护个体而对这一危险致命力量的向外转向。
关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观点有许多争论和怀疑,尤其对于其生物学上的似然性。也指出这一点:它对于将攻击和毁灭在各方面等同起来毫无意义,因为攻击是能明确为善恶工作的广阔复杂的存在。克莱因(Melanie Klein)热情吸收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他的主要追随者,因为这似乎让她弄懂了她的一些临床发现。后克莱因学派常将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作为一个临床概念辨证使用,他们察觉到一个基本人际冲突存在于朝向认识、理解和同另一人接触(不管这一接触可能
多么恼火)的以爱为基础的拉力和在另一方面显然以恨为基础的对基本差异虚无主义的对立以及另一人的独立。死亡驱力最终选择否认对所有想法或感受的一切干扰;它是对生命自身连续性的一个对立(与此有关的一篇好临床论文见Segal,1997b)。
一些关键历史人物
要完成精神分析简史,我们会简要提到一些关键的‘历史’人物(一些依然活着),他们在世纪转角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书其它部分更详细地提到这里许多个人及其观点。名单按出生顺序排列。这必然有选择性,也偏向于在英国的发展。
桑德.费伦齐(Sandor Ferenczi,1873-1933)
早期追随者,匈牙利出生的费伦齐因他对分析界限的试验众所周知,他将此记录在其临床日记里面(见Dupont,1995)。他对环境创伤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
创立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亚伯拉罕是位杰出的临床观察者,年轻时即去世。他是梅勒妮.克莱因的第二个分析师,他对原始精神病性精神过程的观察(亚伯拉罕,1924)在她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
在伦敦创立精神分析的威尔士人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正式传记作者。他仍是一个朋友和通信者,并帮助弗洛伊德在生命最后时刻到达伦敦安全场所。琼斯几十年来是英国精神分析的主要政治人物。他的科学观点开始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歧,例如关于女性性欲的观点,而且对克莱因的观点感兴趣,鼓励克莱因定居在伦敦。
梅勒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
克莱因因发现弗洛伊德早期作品受到鼓舞,首先在布达佩斯接受费伦齐的分析,而后在1928年来到伦敦之前在柏林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象安娜.弗洛伊德一样(见下),她直接同儿童包括一些很小的儿童一起工作。当更早的分析师常从和成人的工作中推断儿童精神生活时,克莱因直接观察不安儿童如何借助游戏来表达他们最深的恐惧和幻想
(Hinshelwood,1994)。她在重要方面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包括他关于死亡驱力的观点)。她的工作有争议,在20世纪40年代引起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危机。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85-1982)
安娜.弗洛伊德1938年作为避难者同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她已作为教师和精神分析师受到培训,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有受过分析的儿童。她对分析性发展理论的贡献既来自她对父亲的理论尤其关于精神结构理论的承诺,也来自她对儿童的直接体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建立了汉姆浦斯忒得战争托儿所,用于因为战争而与家庭脱离且富有创新性的儿童居住场所,如将重点放在用任何可能方式保护儿童对父母亲附上以及给他其它稳定亲附人物。安娜.弗洛伊德和合作者坚持在许多儿童保健领域如社会保健和法律方面影响实践和政策。安娜.弗洛伊德采用对儿童详细观察的艺术来培训一些本身是难民的年轻合作者,这些观察已得到生动记录(安娜.弗洛伊德,1944)。在1947年她同一个临床和研究中心一起组织了对儿童精神分析的培训,该中心以汉姆浦斯忒得儿童治疗课程和临床教学(Hampstead Child Therapy Course and Clinic)而知名,在她去世后重新命名为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并继续提供临床工作、研究工作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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