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文史之学 - 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 图文

P.3537照片时，发现这是另外两件《楞伽师资记》的残卷，于是撰写了《关于敦煌新出伯希和本楞伽师资记二种》一文。他根据其中P.3294卷补充了净觉序前部约二百字1。在这两百字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起大足元年，在于东都，遇大通和尚讳秀，蒙授禅法，開示悟入，似得少分；每呈心地，皆云努力。岂其福薄，忠孝无诚。和尚随顺世间，奄从化往。所以有疑惑，无处呈印，有安州寿山大和尚玄赜，俗姓王，太原祁县人也。因高祖作牧，生属云梦之泽，是蕲州东山忍大师传灯弟子也。大和尚在寿山之日，于方丈室中入净，忽然两目中各出一五色舍利，将知大师成道已久矣。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勅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所呈心地。寻已决了。祖忍大师授记云，安州有一个。即我大和上是也。和上乃形类凡僧，证明佛地，帝师国宝，宇內归依。净觉宿世有缘，亲蒙指授，始知方寸之內，具足真如，昔所未闻，今乃知耳。2

可见就文字而言，这个卷子下面接的正是现有S.2045的开头部分，而且比S.2045的录文准确。据此可知，净觉是先追随了神秀，神秀死后才入玄赜之门。虽说从净觉序中可以看出，玄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超过了神秀，但《历代法宝记》将净觉算作神秀门下也非离谱。可惜田中良昭刊布这一新资料之年正是胡适去世之时，而陈寅恪以一瞽叟身处岭表，两人都没有机会看到这段因缘的圆满完成。

荣新江：《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氏著《辨伪与存真》，第126-127页。关于敦煌本《楞伽师资记》的刊布和研究情况，见田中良昭《禅学研究入门》（第二版），大东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 2

田中良昭录文见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2，禅文化研究所，1966年，资料八，第627页；该残卷图版见《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1，禅文化研究所，1966年，图版B。此处录文根据IDP网站提供清晰原卷照片，与田中录文有几处不同，个别地方也做了重新句读。关于P3294和P3537的发现和研究，可见田中良昭《敦煌新出ペリオ本楞伽师资记二种について－特に净觉序の首欠を补う－》，载《宗学研究》4（1962），收入《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大东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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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3294卷《楞伽师资记》照片，由IDP 网站提供）

除了《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陈寅恪的另一篇作品，即1930年6月发表的《大乘义章书后》，很可能也是受了胡适佛教研究的启发甚至刺激的产物。正如其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胡适是最早以彻底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早期佛教史的人物，特别是将禅宗作为中国中古哲学的一部分来处理。这也是陈寅恪的学术立场。在胡适看来，依据巴黎、伦敦藏敦煌文书来重新考辨禅宗系谱是他整理国故的“打鬼”运动的重要环节1。而这一时期的陈寅恪，虽然认识到凭借西洋方法整理国故的局限，原则上也是支持这一工作的2。1928年8月胡适在《新月》第1卷第6号发表《禅学古史考》一文。1930年9月又发表了他早在1925年就完成的《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两文采用的方法都是从汉译佛典中找寻中土佛法概念和思想模式形成的线索。虽说在细节讨论上这些文章略显粗糙，但视野开阔，不乏睿见，因本文主题关系，此处不宜枝蔓，只能另文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大乘义章书后》和《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与胡适的这些文章路径非常接近，实际超出了原先陈寅恪通过比勘梵藏汉佛典来“胪举异同，说明其故”（蔡元培《新唯识论序》论陈寅恪学术工作语）的学术框架。

不过，相较于胡适集中火力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大乘义章书后》和《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可算是这方面的前期示范性作品。陈寅恪特别强调，六朝以来的中土佛教界，虽时有通过误读和曲解印度佛典来构建自身的义理体系，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其思想的创造性价值。在《大乘义章书后》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原载1927年3月19日《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收入《胡适文集》4，此处版本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 2

见卞僧慧记录1932年陈寅恪“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课堂讲话。《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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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陈氏在论及中古五时判教之说时说道：

就吾人今日佛教知识论，则五时判教之说，绝无历史事实之根据。其不可信，岂待详辩？然自中国哲学史方面论，凡南北朝五时四宗之说，皆中国人思想整理之一表现，亦此土自创佛教成绩之一，殆未可厚非也。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傳，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1

这段文字显然意在纠正“整理国故”实践以来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和上文提到的冯友兰的立场相似，而这一批评对于胡适的禅宗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无怪乎当陈寅恪将《大乘义章书后》寄送胡适审阅，胡适敏锐地察觉到陈氏这一论述的用意：

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至。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条理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2

胡适以“历史哲学”来描述陈寅恪提到的“五时判教”确实是对陈的意见既精确又富洞见的理解。

正如前已提到，胡适在掌握某些新出资料方面已胜一筹。即便以陈寅恪的淹博，又相对更能利用域外资料，在中土佛教研究方面仍受到胡适不少启示与帮助，这从此后陈寅恪的禅宗研究亦可看出。1934年2月24日，李长之以李长植为笔名，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4期发表了《谈坛经》一文，其中说：

禅宗的道理，是采自三论宗；方法是《楞严经》的方法；故事是积聚著演讲来的故事；招牌是达摩，这许许多多都经陈寅恪先生讲说的“信而有征”了。3

当时还是清华哲学系学生的李长之，他转述的当是陈寅恪在清华课堂上讲的内容。比如1932年秋季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中有《晋南北朝隋唐史之研究》。陈寅恪有份标题为《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备课笔记，应该就是为这课准备的大纲和材料。在其大纲中，列在“文化篇－鸠摩罗什以后之佛教”下就有“禅宗之依托”一节4。推测其内容应与李长之课堂所闻有关。李长之对禅学研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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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5页。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761页。 3

引自《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60页。 4

陈寅恪：《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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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了解未必全面，恐难免夸大陈寅恪在禅宗史研究方面的创获。但以上这段文字中提到的见解仍值得重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禅宗的道理，是采自三论宗”这一看法。其实陈寅恪生前未能完成这方面的论述，但草稿却幸存了下来，即收入《讲义及杂稿》的《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1这是一篇别出机杼的未完稿，可惜迄今尚未引起学界注意。这篇文章的开端说：

自敦煌本坛经、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诸书发见后，吾人今日所传禅宗法统之历史为依托伪造，因以证明。其依托伪造虽已证明，而其真实之史迹果何如乎？此中国哲学史上之大问题尚未能解决者也。2

此段文字已经提到胡适发现的《楞伽师资记》，而此文目的是试图在胡适的辨伪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禅宗法统建构的思想资源和演变逻辑。他将着眼点放在三论宗对禅宗的影响上，这是学术界极少关注的角度。虽然李长之文章发表时，汤用彤已经发表了关于三论宗自南北朝到隋代流变的精细研究，但汤文重在三论宗在中古时期具体传承史实的辨析，并未涉及三论宗自身的法统观。3陈氏却注意到了这点，他敏锐地指出，三论宗对自身法统的建构是两种因素的结合，这两种因素是中土历史意识的影响和针对流传中土的小乘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等的系谱的对抗性模仿。该文更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中古佛教义学与儒家经学在治学解经方法上的相似性，由此造成三论宗内部产生一股不重文字的反抗潜流。这些都对理解禅宗兴起的“内在理路”极有帮助。

以上分析是为了说明在陈寅恪设计清华国文试题之际，他与胡适在学术兴趣上有颇多交集。他们不但私人关系颇为融洽，研究方法上也相互促进。胡适的研究对陈寅恪的刺激反过来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在方法论层次上也更递进一步。正是在这种特殊意义上，“孙行者”这一对子才能获得更精确的理解，否则陈氏再三强调的“合”的特点便无从着落。“王引之”、“祖冲之”等答案只能做到上下对字面上的联系，尚未超越形式的层面，达诸言外之意的境界。而“孙行者”与“胡适之”的组合则造成了一个更为具体丰富的历史境界，当然这一境界的具体涵义只有陈寅恪自己最为清楚。“孙行者”这一对子表面看来似乎带着调侃，实际上却是带有敬意的暗示。即便有调侃的意味，也是一种对胡适“暗送款曲”式的学者的调侃。这才应该是他晚年指出的“一时故作狡猾”的更完整的涵义，但这种示意只能心照不宣，陈氏不可能在试题揭晓之际公开说明，而即便到晚年说出谜底时也仍不便说出其构思和联系的过程。借用冯友兰的说法，此种种关联即使“查无

陈寅恪：《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讲义与杂稿》，第431-439页。永田知之在其《陈寅恪论及敦煌文献续记－遗墨〈敦煌研究〉と讲义〈敦煌小说选读〉》一文中，虽未注意陈寅恪的研究与胡适的关系，但已注意到李长之《谈坛经》一文提到的陈寅恪关于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和陈寅恪这篇未刊稿之联系，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8号（在2014年3月），第98页。 2

陈寅恪：《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讲义及杂稿》，第431页。 3

汤用彤：《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原载《史学杂志》二卷五六期合刊，1931年4月。收入氏著《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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