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酷刑的起源

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道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

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二、凌迟起源考

“凌迟”之刑的含义，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二》云：“陵迟之义，本言山之由渐而高，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 清人《读律佩躺》云：“陵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其行刑之法，大体是以刀脔割肢解身 体，使人受尽痛苦，慢慢死亡。陆游反对实施凌迟一类的法外酷刑，就在于它们残忍之极，使人“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种死刑。

凌迟之类刑罚，古亦称剐、脔割。剐，《说文·丹部》作“丹”：“丹，剔人肉，置其骨。象形。”脔割，切肉、分割之义，用在刑罚中，则特指将人肉小块割下而致其死亡，与丹、凌迟同义。脔割活人，东晋

十六国时期已有。如十六国时期的代王什翼健以及北魏道武帝拓跋硅、东魏高洋等已有脔割的记载。 南北朝以至唐五代时更多。 唐韩愈《元和圣德诗》：“辟穷见窘，无地自处。??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泻。挥刀纷纭，争剞脍脯。”此段所写，乃唐宪宗时反叛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被诛之情景，史书对此记载都很简略，只云“诛”， 而韩愈在诗中，则对诛杀刘辟及其徒党的情景进行了具体描述，先写行刑前的献庙社及周行示众，然后描写刘辟弱子被腰斩、党徒被杀尸骨纵横，再写刘辟恐惧流汗及被杀的情形， “挥刀纷纭，争剞脍脯”，刽子手挥刀脔割的动作描写得相当具体。从诗中的描写看，诛杀刘辟所施行的，正是脔割，即后世所称的凌迟之刑。其事在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而韩 愈此诗写作在元和二年，其序自言“指事实录，具载明天子文武神圣。”所载应当不诬。

在唐代，对罪大恶极者不依法律惩处，而以酷刑脔割的事例，其实并不止刘辟。此前的武则天时期，阎知微奉命送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默啜处和亲， “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挟知微人寇赵、定，尊之如可汗，以示华人，自河以北萧然。朝廷以知微卖国，夷其族。知微不知，逃还。武后业已然，乃日： ‘恶臣疾子，赐百官甘心焉。’ 于是骨断脔分，非要职者不能得。”《旧唐书》也说“令百官脔割，然后斩之”，可见阎知微是被活着脔割的。而实施这一酷刑的，不是刽子手，竟然是大唐王朝的百官!相似的事例还有张易之、张昌宗等

人之遭遇。《新唐书》载神龙元年，‘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从弟景雄皆枭首天津桥，士庶欢踊，脔取之，一夕尽。”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在武则天时恃宠骄逸，遭世人痛恨，即便被杀，亦不解恨，故其尸体遭到脔割。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脔割在唐代虽然没有取得法律地位，但在惩处反叛者或卖国者时，也偶尔用之。而从百姓、百官对待脔割的态度来看，这种刑罚，在唐代并不陌生，对于这种以非常之刑惩处非常之恶的做法，人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上，都采取的是认可的态度。

史书中，正式将这种脔割酷刑称作“凌迟” 的，以《辽史·耶律滑哥传》的记载为最早：“六年，滑哥预诸弟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于是与子痕之俱凌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产事在辽太祖神册六年，即公元921年。《辽史·刑法志》也记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南宋陆游所说的“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其时间也大体接近。从史书记载中看，五代以至宋代有关脔割或凌迟酷刑的使用都比唐代要普遍得多，如后晋哀帝开运三年(946)左拾遗窦俨上疏所云：“淫刑所兴，近闻数等。盖缘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篓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声而上达，致和气以有伤。” 以及北宋钱易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上真宗乞除非法之刑》的奏折中所说： “窃见近代以来，非法之刑异不可测，不知建于何时、本于何法，律文不载，无以证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杀人、白日夺物、背军逃走与造恶逆者，或时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