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426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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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之间没有冲突，其余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意识到阶层利益冲突的存在，只是对冲突的范围有不同的判断。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的。这种状况如果不随着经济社会的正向发展而逐渐得到改善，那就必定会到影响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2、制度改革和创新滞后，一些阶层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确认

社会各界对一些阶层或群体的阶层地位给予否定性评价、甚至出现认识混乱的原因，不仅与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有关，也与国家未能及时从制度上充分确认各种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地位的问题有关，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阶层或群体的职能、角色和地位未能获得制度性的一致化。这同样不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是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有制度无视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他们进城并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十多年了，他们至今还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还是城镇的边缘群体，由此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至于各社会群体，其实已经开始接纳他们。例如，对于“为了保住城里人的工作，应该限制农民进城”这一说法，合肥的倾向于同意的被调查者不到一半（46%）；汉川的这类被调查者不到三分之一（仅占32.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反对态度最鲜明，因为他们最渴望有用工的自由（见表24）。

可见，安排继续限制农民进城的有关制度并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同样，继续从制度安排上拒绝承认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地位，也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据我们调查，在合肥，倾向于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被调查者占55.1%；在合肥，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4.6%（见表25）。有趣的是，对照表24与表25，可以看到，在合肥与汉川，态度反差最大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合肥，这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限制农民进城的被调查者仅占33.4%，但倾向于不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人占66.6%。而在汉川，相应的两个比例分别为58.3%和25%。大概，在汉川，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认为，农民最好少进城，但万一进了城，也不妨一视同仁，因为作为一个中下发展水平的县级市，汉川可能并没有多少特权可以保留给城市居民。相反，在合肥，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似乎并不特别介意农民是否进城，但比较介意保护城市居民的特权，比如特殊的就业领域等。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不利于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的确定，因为这个阶层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点。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农民工约8800万人。按照户籍制度的规定，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里工作。这样，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工作的产业性质和/或地点不一致。尽管农民工的出现无论对农村还是对城市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这样的不一致，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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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农民工个人进了城，但他们的家还在农村，由此造成的往返费用以及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直接承担的并非必要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估算这种代价究竟有多大。其次，农民工进城以后，即便其家属随迁，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他们的子女因为身份的限制而失学、辍学，社会还将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即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这恰恰是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最后，由于上述情形，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一个无法融入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城市社会的人口群体，一个每天耳闻目睹身边的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奢华、而自己却只能以最艰苦的劳动挣取一份最简陋的生活的群体，一个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到处受到歧视的群体，是决不可能去热爱城市社会的，在遇到政治经济的新变故时，他们难免会成为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许多社会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城市的公安部门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却很少对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实，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才是产生这些不该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除农民工群体外，还有一些阶层的地位尚未在法律和制度上获得与其角色一致的定位。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担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承担着组织、推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掌握着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极大权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合法回报却低于他们的阶层地位，或者低于其它一些收入较高的阶层（见表26）。在汉川，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入是最高的，但横向相比，他们的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合肥与深圳同行的58.98%和14.67%（参见前文表3）；而在深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入低于与之相比的4个阶层。合肥的情况则介于汉川与深圳之间。或者横比（即异地相同阶层比较），或者纵比（即本地不同阶层比较），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都可能发现自己的收入不理想。而且，如果按照国家的有关工资制度来衡量，那么，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工资水平将会更低。有资料显示，根据1999年的规定，按最高标准计算，国家主席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与基础工资之和为1210元（外加每年1元的工龄工资，下同），部长、省长为980元，司长、厅长、局长为823元，处长、县长为568元，科长为418元。 如果加上各种补贴，这些管理者的工资条上的月收入总额还能增加一两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部长以上的除外）如果真的只有这些收入，即便再加上他们配偶的收入，也只能维持养家糊口的一般生活水平，要想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位时，除了名义工资收入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还有许多隐性收入，包括他们合法享受的各种与职位相当的特殊待遇，这些收入都没有被货币化，没有计入他们的工资，一旦计入，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要比名义工资多得多。所以，即便在这个阶层本身中，倾向于同意“现在政府官员的待遇太低，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在半数以下，其它社会阶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比例就更低了（参见表27）。但是，他们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来，许多在位时能够合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就会大打折扣。在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个阶层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就成了一部分不能自律的成员用以打通权力与金钱的界限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就难以遏止了。近年来频频出现的“58、59岁现象”屡治不愈，盖亦源于此。

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阶层的行动边界，还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尽管国家正逐步从市场领域退出，但发展经济仍被当作政府官员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官员的政绩所系和晋升之途。在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行政考绩制度下，把资源配置到能立竿见影地彰显任期内的“政绩”的做法，就变得非常普遍。大搞“形象工程”，超越本地经济水平和承受能力去修建高等级公路，以所谓“发展眼光”建设具有“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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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楼堂馆所，强行上马与本地资源和市场条件不符的生产项目，等等，结果往往不是竹篮打水，就是劳民伤财，甚至兼而有之，而对教育发展、农业投入、民众疾苦等却不怎么在意。所有这些问题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它们将降低这个阶层的社会声望，败坏社会风气，瓦解社会凝聚力，最终侵蚀社会发展的活力。

又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个阶层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但是，迄今为止，这个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阶层地位仍未得到明确。首先，对于这个阶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和组织者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阶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其它社会阶层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还有不少人仅仅看到该阶层的不规范行为，对他们的高收入和较高收入有种种看法。这意味着该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例如，对于“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这一说法，在合肥只有36.2%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同意；汉川可能更需要企业家，但倾向于同意的人也刚过半数（见表28）。

其次，这个阶层的利益尚未得到政治上的充分认可，宪法尚无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实际上，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这样的规定，但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更多的财富，因而对这种规定的需要更迫切。

第三，这个新生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其在政治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管道还很有限，而对于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成员运用的非法管道，在法律和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正是由于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明确之处，这个阶层既无足够的稳定感，在行为上也多有不规范之处，或者慎言谨行，信奉夹起尾巴做人的原则；或者广结人缘，甚至致力于与权力结成极为复杂的关系，俾可赖以获得政治庇护，并据以表达自身的政治需要，参与体制内外的资源分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手里攥着几本护照，一有风吹草动，便抽资外逃。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这个阶层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充分发挥这个阶层的作用。

（四）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例如，根据我们的调查，湖北汉川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贵州镇宁，相应地，汉川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为54.9%，镇宁的相应比重为64.6%，前者比后者低约10个百分点。就整个等级结构而言，深圳、合肥、汉川、镇宁的中中层所占比重依次分别为46.1%、38.4%、10.4%与3.2%。

当然，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但与此同时，阶层结构的不发达也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数很少，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几乎不存在。同样，在这些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连达标的教师也难以找到。不仅如此，在这些地方，现有的少量专业技术人员也至今还在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这些地区考出来上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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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后也多半不愿意回到家乡。所以，这些地区的落后，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发达，而且也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滞后。如果这些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能较为明显地改善和培育其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应当看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区域不均衡性已经日益显得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存在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种举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可见，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从经济层面设计若干个大项目，推动经济发展，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做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要考虑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分析

所谓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还相对滞后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的要求。而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这里将从几个视角来考察这些原因，目的在于为相关的对策思考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

l、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严重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见表29）。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没有带来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基本上是与城市化无关的，乡镇企业的空间分布模式是所谓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相应地，城市化模式则被替换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攻方向的城镇化。然而，这两个模式都是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的。原来指望在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但结果却很不理想。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要以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为基础的，所以流产的命运对它来说不可避免。

当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9.39%，1990年上升为26.4%，到2000年再上升为36.09%，20年里共提高了近16.7个百分点。但这一水平仍然是有限的，与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中期阶段的水平不相适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很远：早在1996年，世界总计的城市人口比重便已经达到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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