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的提出与完善

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6)16强调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在自然状态之下还是在国家之中)都意味着人们除法律(自然法和人定法)之外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这便揭示了消极自由观的本质所在。

尽管霍布斯是开明专制政体的服膺者，但人们也不难从其社会契约理论中发现一些明显的消极自由因素。首先，霍布斯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消极自由观。他说：“臣民对主权者的义务应理解为只存在于主权者能用以保卫他们的权力持续存在的时候。因为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自己时，人们的天赋自卫权力是不能根据信约放弃的。”(1)172在霍布斯看来，人们是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才同意服从主权者的命令并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如果主权者未能完成上述使命，那么被统治者便可自行恢复自己的自然权利。其次，霍布斯还明确为臣民们的消极自由作出可能的规定，他表示：“在主权者未以条令规定的地方，臣民都有自由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或不采取行动。”(1)171这种认为法律未禁止便是自由的观念也是消极自由观的一种基本精神。

消极自由观具有英国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前提。世界是否存有客观真理人们无从知晓。既然没有真理的指引，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和消极自由)。

不过，虽然不能发现真理，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证伪方法发现谬误。证伪法告诉人们必须舍弃一些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的使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于是，我们的行为就有了碰不得的“高压线”与戒律。反过来看，我们便有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基本内容：每个人都不能行使已经被证伪的权利。显然，消极自由观的“免于……是自由的”(be free from)可以作这样解释：理论上，人生而自由(自然状态下的为所欲为)，但回归文明状态意味着有些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必须放弃(因为这些权利已经被证伪并写进了社会契约)；除此以外(“from”)，人依旧享有不受干涉的自由。[4]

正是从这个角度观之，霍布斯与洛克的政治哲学思想没有本质区别。二者都主张自由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天赋权利。霍布斯不同于洛克的地方在于，他以过度牺牲消极自由作为筹码换取他所渴望的和平和安全。在霍布斯的眼里，政府不仅要成为“必要的恶”，而且还要成为“利维坦”。

从历史上说，英国的消极自由传统使得国王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夺臣民财产；相反，国家还应承担保护臣民私有财产和天赋权利的职责。这无疑是落后很久的英国能够后来居上并成为现代世界领头人的重要原因。同样，由于消极自由传统的存在，当王权企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和私生活时，势必遭到顽强抵抗。16世纪英国清教徒出逃北美，17世纪的清教革命，都显示了这种力量。英国渐渐成长为消极自由主义的故

乡。总而言之，当霍布斯、洛克(主要是后者)论述以消极自由为中心的天赋人权以及强调政府权力的约定性质及其限度时，我们所看到的是英国即将到来的巨大进步。

然而，霍布斯、洛克所阐述的消极自由理念却大大降低了政治生活的标准。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认为政治国家仅仅建立在自我保护、自利、追求福利以及追求舒适生活的基础之上。而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代表人物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则认为，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必须有一批具有美德和高贵情操的公民，他们平时为国家牺牲时间和精力，战时则付出热血和生命。换言之，个人只有从家庭中走出来，投身于积极的政治生活即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和辩论决策才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才能施展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培育卓异的灵魂。

三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士底狱的攻占宣告了专制主义时代的结束和自由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在法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就在自由主义影响扩大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自由主义的变异和修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卢梭用民主主义理论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范围。卢梭提出平等参与的权利，

以基于民主主义的积极自由观修正了洛克式“逃离政治”的消极自由观。

卢梭主张：一方面，为建立国家形成某种政治共同体，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把他的全部自然权利让渡给社会。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必须完全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即公意，谓之全体公民的意志[5])。有人认为，上述主张会让公民丧失自由。卢梭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说：“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符合公意的积极自由而不是遵循私意的消极自由——引者注)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2)29他进一步分析道：“惟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2)23“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人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惟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虽然在这种状态中，他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面重新得到了如此巨大收获：他的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他的思